毛泽东遗物：岁月的见证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内珍藏的一套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目，记录了毛泽东家庭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套账目不仅是毛泽东家庭生活状况的生动写照，更蕴含着不可估量的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它使人们得以更加深刻地洞察毛泽东的家政管理、日常生活习性、个人爱好以及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

1990十月，随着中南海毛泽东遗物的移交工作进入尾声，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原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突然想起，可能尚有部分生活账目等物品，被遗忘于中央警卫局大楼的地下室。于是，在征得中央办公厅的批准后，相关人员迅速前往地下室进行查找。

踏入地下室深处，一间专门存放毛泽东餐具的密室映入眼帘。角落里，一个巨大的柜子旁堆放着厚厚一叠早已蒙尘的纸张。仔细翻阅，发现这些纸张记录了毛泽东一家的日常生活账目，且上面还赫然印有原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亲笔签名。显而易见，这是一份濒临被遗忘的宝贵历史遗产。若不及时将其“抢救”出来，任由其继续尘封与潮湿侵蚀，恐怕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惊喜不已，欣然接纳了这些珍贵藏品。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的严格鉴定，毛泽东家族的生活账簿被正式评定为国家级一级文物。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记载时间最早的为1952年。生活账包括日常杂费开支表、生活费收支表、物品分类账、粮食食品账,以及单据和票证。其中日常杂费开支表以其具体、详细，最引人注目。包括：

一本黑色带有隐约花纹的硬壳“现金日记簿”，详尽记录了1955年8月1日至1956年3月21日期间，毛泽东及其家人购置洗衣粉、针线等日常用品的开支详情。

这本软封面的现金日记簿，记录了自1963年11月16日至1968年1月22日期间，毛泽东及其家人以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在购置洗涤用品、锅碗瓢盆以及支付医药费用等方面的各项支出详情。

该绿色硬封面册页，详尽记录了自1968年2月8日至197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同志购置茶叶、葡萄糖等日常所需物品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家庭开支表）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生活秘书吴连登等人的追忆，除外出时未随身携带账本，以及外出期间在京同志购置的物品仅记录于总账之外，其余所有费用支出均按日按项进行了详尽的登记于账册，其内容与日常杂费支出表中记载的完全一致。

观察表格，不难发现，无论是购置大宗商品，抑或是购买针线、纸张、肥皂、油料，无论是宴请宾客、观赏戏曲，还是修缮收音机、更换窗帘桌布，无论是大小事务，还是支出多少，均有详尽的记录。例如：

1963年11月23日，毛泽东同志购置了12个乒乓球，单价为每枚0.2元，总计花费2.4元。

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同志与江青同志共同缴纳了本月的党费，合计人民币20元。

1969年10月20日至12月7日期间，毛泽东在武汉停留时，支付了洗衣费用，总计12次，总金额为2.10元。

1976年4月27日，毛泽东同志购置了50枚双响炮，总计花费10元。

身为一位农民之子与人民之领袖，毛泽东一生秉持着节俭与朴素的作风。即便是日常用品，如钢笔等，他亦不舍得轻易丢弃。他的衣物、鞋帽，多数都历经多次修补。一件睡衣上竟缝补了73处，一条毛巾被也打上了53个补丁，而一双破旧的拖鞋甚至已经破损到连鞋匠也不再愿意为其修补。

在日常生活中，各类物品的维修费用记录在杂费开支表中屡见不鲜。例如：

1963年11月24日，更换一个锅底，费用共计1.10元。

1964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更换皮凉鞋的鞋底，其手工费用共计人民币2元。

毛泽东佩戴着一款瑞士制造的欧米茄手表，该表于1945年8月重庆国共谈判期间，由郭沫若赠予他。自此，毛泽东便始终未曾离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这期间，手表屡次出现故障，毛泽东便派遣专人前往钟表店进行维修，累计花费了数十元人民币的修理费用。

在毛泽东眼中，浪费被视为最为可耻的行为，因此，他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节约，力求将开支降至最低。

毛泽东家庭生活费收支表

江青偏爱观赏戏曲、收藏唱片以及投身摄影艺术。在她的日常开销记录中，此类娱乐与收藏的费用均有详细记载。例如：

1963年12月1日至12月6日的短短一周内，江青观看了五场戏剧，总计消费17.8元。

1963年12月17日，江青购置了京剧界名角裘盛戎的唱片，总计13张，总价值为3.4元。

1964年新春伊始，江青在冲洗照片上耗费了105元。

在1964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购置了十卷胶卷，总计花费了62.2元。

根据1963年11月16日至1964年1月16日的统计数据，江青在这两个月的摄影开销累计达到了227.1元。有一次，江青购置了摄影器材，毛泽东因此对她进行了批评。鉴于江青在摄影上的支出相对较高，毛泽东对她日常的着装作出了一些限制。

江青手头拮据了,在穿戴方面有时只好通过染、整、改来变换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如将长袖改成短袖,将中山装改成西服,将白的染成灰的。如：

1963年12月3日，江青在购置衣物上花费了22元。

1964年12月4日，江青在购置裤子时，花费了0.9元。

1965年2月9日，江青购置了一顶头巾，其花费为1.6元。

毛泽东家日常杂费开支表

因公务之需，毛泽东时常需款待来访宾客。在宴请时，他通常安排四菜一汤的简餐。他本人会选择一道菜品，随后邀请客人挑选一道，再搭配两道素菜及一碗汤。虽有少数情形会稍有变动，但大体上仍遵循这一惯例。

在常规的日常开销记录中，不乏记载毛泽东先生款待几位贵宾的经费详情。例如，在1965年，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历经重重困难，历经波折，最终从美国返回祖国。

在七月末的盛夏，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李宗仁。他对于李宗仁在改善海峡两岸关系上所展现的真挚态度以及浓烈的爱国乡情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会晤结束后，毛泽东亲自邀请李宗仁共进晚餐，整个宴席的花费总计50元，皆由毛泽东个人承担，未曾动用公家的一分钱财。

作为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刻变革者，毛泽东先生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敬仰与崇敬。自延安时代至今，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时刻之后，众多国内外人士纷纷向毛泽东先生献上礼物。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中至今妥善保存着两份珍贵的礼品清单。

清单上详细记录了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赠予毛泽东的五箱橘子，总计九十斤。这些橘子由中南海供应科从外交部礼宾司接收，并于1972年2月5日完成登记，登记文件上还附有汪东兴的亲笔签名。

一份清单详细记录了1958年至1959年间，各界人士赠予毛泽东的部分礼物，其内容系根据中央秘书室的抄录整理。清单上附有汪东兴的亲笔签名，而他还在清单中留下批示：“请张仙朋同志查阅。”

毛泽东收受的礼品，通常由中央秘书室负责处理，部分则由警卫局供应处及其身边的团队成员负责。

（1975年9月，日本友人钟岸久三慷慨赠予毛泽东一幅银镀金质地的风景画作）

其中包括广播收音机、摄影胶片、立体幻灯机、兔毛背心、雨衣、地毯、枕席、龙须草席、海产标本、人参、鹿茸、酒杯等，总计四十余种。这些礼品多由单位赠送，亦不乏个人所献。例如：

1958年12月10日，唐山居民杨X俭敬赠的人参，共计两株。

1958年12月29日，甘肃省的谢X德先生慷慨赠送了5斤珍贵的熊掌与鹿茸。

1959年10月15日，西安的谢X锐慷慨赠送了一双精美的象牙筷子。

1959年10月17日，上海黄X与X送，奉上一支刻有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内容的永久牌钢笔。

1959年11月25日，香港太古船坞赠送了杨慎德先生两件仿古玉鲁及一件玉扁笄等珍贵之物。

得益于制度的建立，众多礼品无需经过毛泽东的亲自审阅，便已安全上交国库。

众多外国领导人所赠的宝贵礼品，毛泽东均未私藏，悉数登记在册，并如数上交。

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称，他们屡见外国领导人将价值连城的礼品赠予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只是略作浏览，随即便吩咐将其上交国库。他们认为这些礼品本应归主席个人所有，便劝他留下一部分自用。

毛泽东说:“不妥，此物乃赠予国家主席之用。若非身处国家主席之位，无人会对我有所馈赠。待你成为国家主席，届时亦有人将礼物呈上。”

对于那些深怀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他们最牵挂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于是，他们纷纷将自认为最优质的补品献给毛泽东。因此，这些补品在礼品中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然而，毛泽东始终未曾采纳人参、鹿茸、灵芝等滋补之品，对于所赠之高级补品，他一律上交国库。

有次,护士孟锦云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吃点高级补品。毛泽东说:“有些所谓高级的东西,我可并不认为它们有什么特殊之处,只不过物以稀为贵罢了。有些人有一种很特殊的心理,如果这种食品皇帝皇后吃过,什么名人大官吃过,它的名望也就高贵起来,甚至使之高不可攀,神乎其神。那些有了权、有了钱的人是绝不肯放过它的,仿佛吃了皇帝吃过的东西自己便成了皇帝,吃了名人吃过的东西,自己便成了名人。……本人生来不高贵, 故高贵之物,不敢问津。”

谈及补品，毛泽东以风趣的口吻言道：“……真正战胜疾病、维系健康，关键还是依赖自身身体的能量，这便是以自力更生为根本，辅以寻求外界援助。”

毛泽东看农民贺信及礼物

毛泽东最常选择的滋补良品，或许非葡萄糖莫属，这一选择源于保健医生的推荐，他们认为在红茶中添加少许葡萄糖，对健康大有裨益。

1964年，有人敬献了32.5公斤的燕窝与47斤的咖啡豆予毛泽东。面对这份厚礼，毛泽东婉拒不得，遂指示其生活秘书将礼品转交至人民大会堂餐厅科。在餐厅科负责人李发昌开具并加盖公章的收条确认后，毛泽东方才释怀。

收据存韶山毛馆。

（1954年12月11日，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等共同观摩了缅甸总理所赠之珍贵礼品。）

这份礼品的清单，深刻映照着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与领袖风范。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及相关单位曾前往长沙板仓进行文物资料的征集。在此过程中，杨开慧烈士的胞兄杨开智及其夫人李崇德慷慨捐出了他们悉心保存的数件烈士衣物，还包括一只长方形的古旧箱子。此箱乃杨开慧的私人物品，原本用作首饰的收纳。在毛泽东同志主持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期，他们曾将文件存放在此箱中。

（1927年，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武汉曾共同使用的文件箱）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闭幕之际，毛泽东遵照中央的指令，返回湖南，着手组织并领导了秋收起义。杨开慧叮嘱保姆孙嫂先将毛岸英送回长沙的板仓，而她自己则携带岸青和岸龙，与毛泽东一同抵达长沙。在沈家大屋出席了湖南省委改组后的首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刻在夜幕低垂之际，将杨开慧母子送往板仓，行李中便包括了那只装有文件的箱子。

翌日拂晓，毛泽东急速启程，前往湘赣边界指挥秋收起义，这次离别，亦是他与挚爱杨开慧的永别。自此，杨开慧带着三个幼子，孤身留在板仓，持续投身于党的地下斗争。她依旧用那口从武汉携带而来的箱子，存放党的文件与资料，同时亦收纳了她平日所撰诗文的手稿以及未寄出的信函。

1928年，杨开慧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题为《偶感》的五言长诗，借此抒发对毛泽东的深切思念。诗中深情款款，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尽的眷恋之情。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可见,惆怅无已时!

诗篇中所提及的“足疾”，实则源于毛泽东送她返回板仓之际所引发的脚疾。即便过去一年，她对此仍念念不忘。这份细腻而真挚的情感，无疑是妻子献给丈夫最为感人的心音。

容颜秀美、心地善良、才情横溢，她致力于追求个人解放与婚姻自主。她对毛泽东倾注了全部的爱意，曾以满腔热情的笔触，细腻地描绘了她与毛泽东之间浪漫而真挚的爱情故事。

未曾想，我也迎来了如此的幸运，拥有了一位爱人！我对他爱得深沉。自听闻他诸多事迹，阅读了他多篇文章和日记，我便已倾心。然而，我从未敢奢望能与他结为连理，直至他给我寄来众多信件，表达他的爱意，我仍难以置信自己竟拥有如此幸运！直到我彻底明了他的真情，我才萌生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除了为母亲而生，我更是为他而活。……若他不幸被捕，面临极刑，我必定与他共赴此难，同担命运。

1921年春节临近之际，这对情侣便自然而然地结为连理，既未举办任何仪式，亦未购置任何显眼的家具以炫耀于人前，只因他们坚决反对一切世俗的举动。在中共成立仅三个月之后，杨开慧毅然辞去她在岳云中学的教职，与毛泽东一同迁至长沙小吴门清水塘，从此正式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这座“家”座落着一座古朴的两进三开间的木板平房，室内陈设简约至极，仅有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与几条简朴的凳子，别无他物。彼时，毛泽东以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及一师附小主事的公开身份示人，其微薄的薪资成为家庭生计的主要支柱。

杨开慧出身于世家望族，然而她矢志追求与平民无异的生活方式，平日里她身着最多的，便是朴素的大布衣。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内，至今保存着她曾经穿过的长袖圆领夹袄，其外层采用白色为底，点缀着细腻的绛红色碎花棉布，内里则以深褐色的竖条状驼线为饰，这堪称她最为体面的衣衫。

杨开慧衣衫

杨开慧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协助毛泽东的事业之中，她精心挑选并剪辑每日的报纸与期刊，协助毛泽东抄写和起草文件，并承担起外出的联络工作。夜幕降临，她便在清水塘为前来开会的人们守卫岗位，放哨巡逻，同时为彻夜奋战的毛泽东准备夜宵和取暖的火笼。她甚至说服母亲，将父亲离世时亲友所赠的奠仪和募捐款项，用于支持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经费。

1922年秋季，杨开慧迎来了她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毛岸英。紧接着，在次年11月，她再度诞下了第二个儿子——毛岸青。尽管毛泽东的革命事业繁忙至极，无暇分身处理家事，杨开慧却独自承担了繁重的家务与工作重担，凭借着坚韧与毅力，她默默承受了所有的辛劳。

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母子

1924年，杨开慧告别了清水塘，随同毛泽东迁徙至上海、韶山、广州以及武汉等地，直至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她才重返板仓的故乡。在这段跨越三年多的时光里，唯有1925年8月至1926年底的广州时期，她的生活相对稳定且颇为舒适。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向保健医生王鹤滨提及减少家庭饮食支出时表示：“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阶段，我在国民政府任宣传部长时，与妻子杨开慧及孩子（毛岸青当时不在广州），再加一位助手，共计四口之家。尽管当时官职不如现在显赫，薪资也不如现在丰厚，我们的生活却颇为宽裕，甚至每月还能略有结余。而如今，身边的同事和使用的汽车都是国家提供的，如此条件下，过度消费确实是不适宜的。”

在板仓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数年里，杨开慧的生活困苦异常，全赖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从上海源源不断地汇款接济。在致李一纯的信中，她忍不住流露出一丝苦涩：“幸得泽民坚持家庭观念，我方得以免于饥寒……孙嫂也慷慨不要我的工钱。”她甚至不惜用那些曾包裹过物品的皱巴巴纸片来书写信件，恳请李淑一为她购置纸笔和书籍。即便如此，杨开慧依然坚定不移地投身于党的秘密斗争之中。

1930年夏日，国民党清乡队在板仓周边疯狂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与革命志士。有人建议杨开慧设法前往井冈山避难，但她婉拒了这一提议。她一边秘密协助其他同志安全转移，一边精心筹备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在危机四伏之际，她仍旧不忘妥善保管从武汉带回的箱中文件与手稿。为了确保这些珍贵资料不落入敌手，她将党的文件密封于一只蓝花瓷坛中，将其埋藏于菜园深处；而对于那些尚未寄出的信件与诗文手稿，则巧妙地藏匿于住宅的夹墙之中。

1930年，杨开慧不幸被敌人逮捕，其居所遭受彻底搜查，却徒劳无功，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同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牢狱之苦后，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献身。

当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获悉杨开慧不幸牺牲的消息，他悲痛欲绝，泣言：“开慧之逝，千死难偿。”1957年，他挥毫泼墨，创作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以“骄杨”之名，缅怀爱妻，慰藉烈士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