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穿梭于南京总统府的门里门外

1947年，倪锋肩负中共党组织的使命，化身为国民党少校参谋，频繁出入南京国民党总统府，搜集情报，谱写了一曲传奇般的人生篇章。

倪锋，1917年诞生于上海这座繁华之都。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于北平的中学时代便毅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地下党的引领下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倪锋随北平的爱国学生们南下至南京总统府前，勇敢地举行了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蒋介石出兵抵抗日本侵略。1933年，他抵达福建，并投身于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期间曾秘密护送红军代表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等人脱离险境。1942年，倪锋在华东抗日根据地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二师工作，辗转战斗在苏、鲁、皖等地区。

1947年，倪锋刚刚在山东莒县的华东军政大学毕业，随即收到了紧急通知，需立刻前往山东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城工委员会报到，准备接受一项特别使命。在城工会的女秘书张敏的介绍下，他见到了城工委的主任纪纲同志。张敏首先向倪锋传达了一项规定：所有前来报到的人员，必须严格隐藏身份，禁止随意走村串户。随后，她将他引至村旁一户贫苦人家的牛棚中安顿下来。

早餐过后，倪锋依照通知抵达了纪纲的住处。他对纪纲说：“昨晚的事让你受苦了，你看，我们这村里连一幢像样的住所都找不到。”纪纲随即询问倪锋在上海的社会关系，询问他是否有亲朋好友。倪锋回答：“我在上海有姐夫罗稷南和姐姐倪琳。”此时，张敏插话道：“倪锋，你姐姐原来是倪琳啊？我认识她。抗战那会儿，我们在沪西一起从事妇女工作。”纪纲继续说道：“鉴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党组织急需派遣一些有情报工作经验的干部前往蒋管区执行情报任务。此行主要任务是收集经济情报，当然，若有条件，也可获取政治、军事等领域的情报。经过我们研究，认为你适合这项任务，因此决定派你去。你考虑一下，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毫不犹豫地接受。”倪锋坚定而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纪纲严肃地向倪锋传授情报工作的相关规定和纪律。

肩负使命之际，倪锋卸下军装，乔装成商人，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程。抵达后，他首先与姐夫、姐姐会面。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倪锋向他们“暗示”了此次上海之行所肩负的特殊任务。一日，倪锋在姐夫家中重逢了1934年曾在第三国际共事的陈久华。彼时，陈久华身为国民党军队的中校军官，特地从杭州前来上海探望罗稷南。陈久华对倪锋坦诚相待，不忘旧日的情谊，随即邀请倪锋一同前往杭州小住几日。倪锋认为此行时机恰到好处，便欣然同意随陈久华前往。抵达杭州后，倪锋受到了陈久华及其夫人齐治华的热烈欢迎。不久，倪锋随陈久华夫妇迁至上海，寄居在齐治华的弟弟齐定国家中，齐定国当时担任宪兵排长。在此期间，山东军区情报处派遣交通员郑毅来上海与倪锋接洽，并秘密商定了情报传递的方式与地点。

在上海逗留期间，倪锋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刘邓大军成功东渡黄河，勇闯大别山区，战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立刻把握住与陈久华、齐定国等人的联系，积极与国民党军政人员建立友谊。他观察到许多国民党中下级官员神情焦虑，抱怨连连，对天对地都充满怨气。他们沉迷于声色犬马，沉溺于打麻将、赌博，整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甚至有人编出顺口溜：“此路不通，不如投奔毛泽东。”

倪锋凭借着陈久华的引荐，接连结识了三位驻上海宪兵营的营长：瞿芬、苏伯初以及陈某。某日，倪锋在陈久华的住所邂逅了国民党少将吉章简。他得知，在抗日战争期间，吉章简曾是陈久华的直接上司。吉的夫人，高其范，曾在1934年担任过闽西苏维埃政府下属的妇女部长。福建事变后，她不明所以地落入了时任宪兵团团长吉章简的手中，随后成为了他的妻子。在与吉、陈二人的对话中，倪锋得知吉章简夫妇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少将局长郑介民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意识到，这可能是深入敌后搜集情报的绝佳机会。彼时，倪锋始终铭记党的重托，他还打探到，时任南京蒋介石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少将刘达夫，是他的姐夫罗稷南在云南的同乡。为了尽快融入核心，巩固自己的立场，他向姐夫罗稷南寻求意见，商讨通过刘达夫的关系，谋得一个职务。然而，罗稷南主要担心倪锋的安全，因此表示不赞同。尽管如此，倪锋并未放弃渗透蒋总统府的计划。他将离开党组织后收集到的相关信息及后续计划记录成文，委托交通员郑毅上报给了纪纲同志。

1949年伊始，郑毅肩负山东解放区的使命，带来了纪纲的指示：

充分利用陈久华夫妇为我们工作；

设法策反吉章简的夫人高其范；

争取打入蒋总统府；

掌握上海三个宪兵营的动向。

继与陈久华夫妇的深入交往后，倪锋赢得了他们的充分信任。他更从齐治华与高其范处打探到关于郑介民的若干信息，最终如愿以偿，获得一枚“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圆形证章，以及少校参谋的职务头衔。乔装打扮一番后，倪锋便以国民党少校参谋的身份穿梭于上海与南京之间。在这期间，他既暗自庆幸初战告捷，又时刻警醒自己，务必注重斗争策略，行事谨慎。他不断遇到曾在抗战初期于西安有过往来的熟人，其中便有李文圃，曾在张学良麾下担任骑兵第二军政治部上校副主任。

李文圃当时供职于国民党救济总署，他陪同倪锋在南京与国民党少将处长葛武渠会面。葛武渠邀请倪锋与李文圃一同拜访正准备竞选副总统的李宗仁。此次会面，葛武渠负责向李宗仁汇报工作，李宗仁误以为倪锋与李文圃是前来支持他的竞选，于是热情握手表示欢迎。在南京逗留期间，倪锋结识了众多国民党军政人物，与他们交往、交流，从中获取了大量的重要情报。然而，由于与郑毅失去联系，他苦恼于无法及时传递情报。返回上海后，倪锋发现高其范表情异常。他指示齐治华有意透露自己的使命，以便伺机策反，同时要求高其范立即带他拜访军统郑介民，以进一步核实是否有人对他的行踪产生怀疑。

不久后，倪锋把握住吉章简前往南京向李宗仁求官的空档，驾驶着吉普车，携带高其范，直驱上海岳阳路，拜访郑介民。高其范一进门便急切地问：“哎呀，这该如何是好？许多人已纷纷逃离，不知你们有何打算？老吉已去南京找李宗仁谋求职位，我独自一人心中烦闷，特地叫我的表弟倪雪林（化名）驾车前来府上拜年，大哥、大嫂你们都好吗？”郑介民一边让座，一边斜眼打量着倪锋。高其范随即介绍道：“这就是我的表弟，倪雪林，他是总统的少校参谋。”倪锋立即站直，向郑介民举手行军礼，说道：“局长您好，夫人您好！”郑介民伸手与倪锋握手，用广东话回应：“好，好，请坐，请坐。”倪锋坐在较远的沙发上，假装翻阅报纸和画报，实则暗中关注他们的对话。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不时有人进来说事，郑介民忙于应付，只能让妻子陪伴在高其范身边，低声交谈。当高其范准备离开时，叮嘱道：“有任何风声请务必告知，请多保重。”倪锋立正行礼，出门后驾车将高其范送回上海华山路的官邸。

自1949年2月起，战局进展愈发迅猛。鉴于指挥机构的前移，他一时难以迅速将情报传递至纪纲同志手中，然而，他仍毫不犹豫地冒着个人安危，坚守在敌后的战斗一线。当得知国民党意图将所有力量撤退至台湾的情报后，他果断决定亲赴台北，一探究竟。凭借其“特殊”的身份，他登上一艘海轮，直抵台北，并在一位国民党警官的家中暂时安顿。随后，他沿着高雄铁路线进行观察，只见沿途街市混乱，破败的村庄，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满目皆是驻扎的部队。这使他确信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已是必然之事。在返回上海的途中，他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强渡长江，攻克南京，于是，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策反国民党中下级官员的工作中。一日，交通员郑毅急匆匆地抵达上海，他行色匆匆，恳请倪锋为他提供掩护，以便他前往南京。

1949年4月19日，倪锋凭借其国民党少校参谋的身份，未购置车票，便与郑毅一同搭乘火车直抵南京。沿途，他们畅谈离别以来的种种经历。抵达南京后，当晚便入住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宿舍。翌日清晨，长江北岸隐约传来枪声，南京城内交通堵塞，人潮涌动，混乱不堪。倪锋将郑毅护送到下关江边，两人握手依依不舍。鉴于情报工作的保密原则，他们并未透露各自的行踪。倪锋推测郑毅将前往丹阳，据此推断华东军区已从山东前移至长江前线。

“如今中国陷入这般境地，国共两党的对错，国人早已心中有数。今年二月，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已经弃暗投明，你应该有所耳闻。我和久华兄都希望你抓住机会，现在是选择出路的时候了。”瞿芬凝视着倪锋，若有所思地说：“感谢你的好意，我会考虑的。这样吧，明天这个时候，请你再过来一趟好吗？”“好的，再见！”倪锋心想，此刻无需再讲大道理，长江北岸那由远及近的炮声，不正是最响亮、最深刻的道理吗？

倪锋穿梭于逃难的人群中，重返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办公厅。恰逢少将主任刘达夫正在询问倪锋的去向。原来，刘达夫正忙于南京的撤离事宜，他将自己的雪佛莱轿车交付给倪锋，实则是有意将倪锋撇下，独自逃生。倪锋驾驶小轿车直奔下关，欲寻瞿芬，却只见人去楼空，瞿芬早已不知去向。

1949年4月21日，在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的征途上，倪锋驾驶着轿车紧随溃逃的国民党军，一路从杭州驶向上海。彼时，上海已然沦为一座孤岛，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汤恩伯却竭力为蒋介石提振士气，狂言将坚守三月，期盼美国盟军的援手。而匆匆从奉化赶至上海的蒋介石，却直言汤恩伯不过是夸大其词。倪锋心中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亲眼见证了国民党军队在上海的覆灭。

5月28日，人民解放军成功攻克上海，宣告上海解放。次日，倪锋接到上海市军管会社会处的紧急电话，随即赶到社会处报到。倪锋毅然卸下身上的国民党军装，将精心准备的关于敌方资产和潜伏敌特的两份情报资料，以及三支手枪和两部小轿车，亲手交给了社会处负责人王淑明同志。这一刻，他结束了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情报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