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绝笔首度曝光：时代回响

一、死囚被谋杀

1950年11月16日，长沙

这餐饭，标志着最后的“长休”，今日，仿佛便是他们生命旅程的终章即将降临。

彼时，“镇反”运动正崭露头角，执法流程亦逐渐简化。囚犯们在享用了一顿丰盛的餐食后，被捆绑着身躯，依次从市看守所中被押送出来，彼时他们尚未接到法院的正式判决。即便判决由法院作出，宣读之际亦以军管会的名义进行。那些加盖了军管会公章的判决书早已准备妥当，预备张贴于墙面，而公布于众的布告亦已撰写完毕，只待公审大会一声令下，便以朱笔在判决书上重重画上一勾，随即对死刑犯执行枪决。当时尚无专设于高墙之内的刑场，而是在市内选定了开阔地作为行刑场所。枪决结束后，家属会前来抬走棺木收尸；若无家属，友人亦可代为料理；若友人也无，则由政府负责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本次对二十四名死刑犯执行死刑，对执行场所的规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为此，法院精心挑选了湘江岸边一处昔日用作露天仓储的废弃码头仓库。在押送死刑犯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现今这样的先进装备和庞大的场面，当时主要依靠市局公安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武警）、法院法警以及武装民兵的齐心协力共同执行。

公审大会随着终审判决的尘埃落定，二十四名死刑犯即刻被押送至行刑现场。在露天仓库的一隅，众多民众早已翘首以待，热切期盼着这一刻的到来。当押送队伍缓缓经过，现场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甚至有人自发地高喊口号。负责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民兵严阵以待，坚守在警戒线上，确保押送队伍能够顺利抵达刑场。江边的砖地上，早已用石灰划出了一个个圆形的标记，押送人员依次将死囚引入圈内，让他们就地跪下。在那个年代，执行死刑的任务通常由公安大队承担，一律采用步枪进行射击。此刻，公安大队指派的二十四名执行人员分别站在每位死囚的背后。现场设立了一位执行总指挥，在处决十名以下的死囚时，通常由公安大队的中队长或指导员担任。然而，鉴于此次处决的死囚数量高达二十四名，公安大队特别重视，特地派遣大队长刘高堂亲自担任总指挥。刘大队长站在距离死囚约五六米远的一张八仙桌旁，右手紧握着一个白铁皮制成的喇叭筒，左手挥舞着一面小红旗，对着喇叭筒大声下达指令：“听令！预备——”

就在这刻，地面的石灰圈内，一名死囚以非同寻常的嗓音高呼：“请宽恕我的罪愆！我愿意主动投案……立下显赫功勋……待检举事项完成，我仍能保住性命……”

“——执行！”

夜幕中，枪声如雷贯耳，二十四名死囚随之轰然倒地。刘高堂挺身站在八仙桌之上，语调森冷，下达命令：“即刻查验死囚的死亡状态，对那些尚未终结生命者，立刻补上致命一击。”

话音落，有人呼：“报告！”

那声尖锐刺耳的“报告”唤声，出自公安大队班长小薛之口。他所带领的班组，肩负着执行四名死刑犯执行枪决的重任。作为班长，他无需亲自站在第一线，只需站在执行士兵的背后，默默守护便足矣。而那声以异样腔调高呼“饶命”的死囚，正是他班组所负责执行的四人之一。当那死囚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即便同是北方人的他，也难以辨认出那江南特有的口音。然而，他心头一闪，想到或许此人还有未完成的大事，正准备向刘大队长汇报，执行命令却不容片刻迟疑，负责执行的士兵已准备扣动扳机。情急之下，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伸出双手托住了枪管。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士兵扣动了扳机，子弹划破长空。然而，这位未曾遭受枪击的死囚，却如同其他被击中的死囚一般，倒下后悄无声息。

现在，薛某向刘高堂详述了事件经过。刘高堂迅速离开八仙桌旁，亲自赶赴事发地点。果不其然，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罪犯并未受到伤害，却似乎陷入无意识状态。他立刻召唤了医务人员。检查结果显示，尽管罪犯仍保有呼吸和心跳，但都非常微弱，很可能是因极度恐惧引发的昏迷。刘高堂询问薛某：“那名罪犯究竟说了些什么？”

小薛轻叹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惋惜：“那话语里似乎饱含着‘饶命’的哀求之情，一时间，我竟难以洞察其深层的真正意蕴。”

“竟敢因囚犯求情而中止行刑？若他发出求救信号，难道你将公然违背王法，擅自闯入刑场？这是市军管会的最终裁决，不容更改，即便是局长大人，亦无权擅自插手！无论你身份如何，即便是局长亲自前来，也无法逆转既定的执行令！”话音落下，他迅速从腰间拔出枪支，准备亲自执行对那名囚犯的枪决。

此刻，站在旁边的副班长小王毅然挺身，郑重其事地向他进行了详细汇报。小王生于南京，对江南方言运用得炉火纯青。他娓娓道来，称该犯人在呼喊“饶命”之际，竟声称有意检举他人以求立功赎罪，并指认了一名名为“尚保”的个体。

刘高堂听闻此语，便立刻将手中的枪械放下。紧接着，军管会和法院的官员也陆续抵达了现场。小王将事件的始末详细复述一遍后，众人迅速展开讨论，并迅速作出决断：立即将那位已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待其意识恢复，将根据其提供的举报信息来最终决定其生死存亡。

彭祖清，这名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被转移至邻近的军队医院。军管会特别安排，由法院和公安局分别指派专人负责监护事宜。在法院方面，挑选了一位刚毕业于华中革命大学、年仅十九岁的青年裴庆；公安局则由公安大队承担起了看守的重任。鉴于此事起源于小薛之手，刘大队长决定将任务交给他所带领的班组负责执行。于是，小薛携手小王及另一位战士小张，一同前往医院，肩负起他们的值班职责。

经过军医团队的悉心治疗，彭祖清虽已恢复意识，但言语功能受损，对提问无任何反应，眼神显得迷茫而散乱。裴庆向军医详细了解情况，军医解释称，彭祖清遭受了极大的惊吓，目前表现出的症状相当于民间所说的“吓疯”。裴庆接着问道：“他是否有可能恢复健康？我们是否还需要对他进行审讯？”

“针对这种状况，”军医回答道，“患者有康复的可能。只需确保他得到充分的休息，预计在一天到两天之内，便可恢复健康。”

三位英勇的公安战士与一位手持手枪的法官裴庆，共同肩负起保卫一位看似迟钝的目标的重任。按理说，如此严密的安保部署理应坚不可摧。然而，世事无常，在那不寻常的夜晚，死刑犯彭祖清竟遭人暗算，不幸遭遇刺杀，命丧黄泉。

裴同志，鉴于您身为法官，此次肩负审问的重任，我们三位军人自当承担起看守的责任。因此，我建议您今晚不必亲自值班，不妨在隔壁房间稍作休息。我们三人将轮换值守，一旦彭祖清苏醒，便会立即通知您前来审理案件；若他仍处于沉睡状态，则让他继续安心休息。裴庆对小薛的提议表示完全赞同，并点头同意。不过，他还是对小薛等人轮值的具体安排进行了详细询问。

小薛、小王与小张的值班日程被精心编排，每人需轮流值班长达三个半小时。他们的值班顺序固定不变，依次为小薛、小王、小张。在值班期间，其中一位需坚守在病房，负责照料彭祖清，而其余两位则可前往相邻的房间，与裴庆一同休息。每当换班时间到来，值班人员便会及时唤醒下一位接班者。裴庆在病房中特意放置了一块旧式时钟，以确保小薛等人能够准确掌握换岗的时辰。

夜色深沉，一片静谧。然而，一桩突如其来的凶案，打破了这份宁静。值班中的王姓警员，在接班时间即将来临之际，仿照前一位薛姓警员的做法，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病房，转而前往隔壁房间唤醒年仅十七岁的小张。小张正沉睡在梦乡，王警员多次尝试推搡，却始终未能将他唤醒。他深知此刻不宜大声呼喊，以免惊动同在病房的裴庆与薛警员，于是只得想尽办法，先是揪耳朵、再捏鼻子，历经周折才终于将小张从床上唤醒。两人小心翼翼地溜出病房，前往隔壁完成交接班。然而，他们未曾料到，彭祖清已无需他们的看守——只见被子被掀开，一把匕首深深地没入他的胸口，直抵要害！

至此，裴庆的职责与本案暂且告一段落，侦查工作正式移交至公安局全权负责。昔日身处死囚之列的彭祖清，身份如今发生戏剧性的反转，竟成为此案的新受害者。他的罪名被定性为反革命——涉嫌与“内调局”（亦称“”）有所牵连。中统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欢呼声中，该机构更名为“内调局”。然而，湖南站（又称湘站）中潜藏的特务，在历史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即使在解放后，他们依旧持续作案。这次，二十四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作为“镇反”运动启动以来首批被执行死刑的罪犯，其名单的选择承载了深远的象征意义。因此，市委常委会对名单进行了逐一审议，并最终做出了决断。彭祖清成为了这一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在昨日，这名囚犯在行刑场临时获得救赎，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这一事件迅速被上报至市委。鉴于囚犯已经执行死刑，此案引发了市委的高度重视。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程萍闻讯后，立即亲临现场勘察，并随即召集领导班子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专案组，对这一案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

长沙市公安局当时设有八个职能部门，涵盖了秘书室、人事科、侦审科、行政科、司法科、外侨管理科、总务科及公安大队。侦查案件的重任主要由侦缉队承担，而拘留所，即看守所，则由司法科负责监管。在彭祖清案发之际，专案组由市局侦缉队与案发地城东公安分局侦缉股联合挑选的四名侦查员组成，市局侦缉队副队长任桂福被任命为专案组的组长。

11月17日的午后，城东分局内，专案组召开了首场案情分析会。与会成员对现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勘查，并对裴庆、小薛等关键人物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访谈。

这起案件，乍听之下令人毛骨悚然，更平添了几分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然而，通过对现场痕迹的细致分析，我们发现凶手的行动轨迹其实相当明确。该医院过往曾是战地救护站，隶属于军队，尽管战火已熄灭一年有余，但其安保措施与战时野战医院相比，仍显得相对疏于防范。尽管如此，相较于一般地方医院，它依旧让人感到一份莫名的安全感，门口的岗哨昼夜巡逻，便是最好的例证。然而，随着医院对公众开放，人流量日益庞大，构成复杂，岗哨的防护效能自然大打折扣。凶手并未选择从正门进入，而是机智地攀爬西侧的竹篱笆，折断竹条，从中挖出一个小孔悄无声息地潜入，作案后同样沿原路无声无息地离去。这一点，从竹篱笆旁清晰可见的脚印中得以精确推断。

凶手如何在紧急关头准确实施犯罪？他是否提前掌握了裴庆与薛某的值班日志？专案组经过详尽分析，认为这种可能性极低。原因在于，现场距离约二十米的空置房间内，发现了八个烟蒂、散落的卤鸡残渣和包装用的干荷叶，以及一处排泄物痕迹。窗台上留有与院外竹篱笆墙外一致的脚印。据此推断，凶手很可能在深夜，即薛某与王某十一点半交接班之后不久，潜入医院。他可能一开始就有犯罪动机，但见有值班人员，便悄无声息地退至空置房间藏匿。直到凌晨三点，王某离开病房召唤张某接班，凶手才趁机进入病房，实施了犯罪。

究竟是谁神秘地潜入了那久置的病房？在专案组持续的调查下，我们终于揭开了真相。原来，这间病房曾属医院，近期医院接令清理部分房间以改善通风，并将这些空间临时用作药品及医疗器械的储藏室。这些物资是为即将奔赴朝鲜的志愿军准备的。由于志愿军出发前实施了严格的保密，医院对此并无了解。病房清理后，靠近绿植区的窗户持续敞开，罪犯便趁机从该窗户潜入。

接着，我们必须对凶手的作案动机进行深入的剖析。专案组内的四位侦查员达成共识，坚信此案是一起因杀人灭口而导致的命案。彭祖清在刑场上高呼“检举”却奇迹般逃生的画面，迅速成为了轰动全城的重大新闻，迅速传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不难想象，这一消息早已传入彭祖清所要检举的那个人耳中。在如此形势下，对方别无他途，唯有冒险除去彭祖清。

“你们有何计划？”

任桂福坚定地表示：“我们将对医院周边夜间状况进行细致的调研，并精心追踪凶手遗留现场的食物残渣，力图追溯这些卤菜熟食的来源。一旦线索清晰，凶手得以擒获，我们便将顺着这些线索深入调查，力求完整地揭开真相的面纱。”

程萍沉思片刻，继而缓缓地点了点头：“依照此策略对凶手展开侦查，想来应当是恰如其分的。然而，你们还需准备多种应对方案，以防万一。这样，一旦这条路行不通，便能立刻转向其他可行之道。”

将原先集中精力追查凶手线索的方针，转变为在追查线索的同时，同步深入挖掘死者彭祖清的相关资料。

二、探究被杀原因

11月18日，专案组由四名成员组成，分成两队进行深入调查。任桂福与侦查员古克山并肩前行，全力搜集与凶手相关的任何线索；而侦查员仇一铁与黄金道则专注于挖掘彭祖清的背景资料。经过连续两天的辛勤努力，程萍局长似乎已经预见到案件即将迎来关键的转折点。然而，任桂福与古克山团队在调查过程中却一无所获，无论是医院内部还是周边的熟食卤菜店，都未能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若将此案置于当今，现场留下的鞋印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调查线索。只需多走一些路，或许就能追溯鞋子的制造商、销售点，甚至有幸找到购买者，进而锁定凶手。但在1950年的那个时代，这种方法却是行不通的。当时，皮鞋或球鞋的价格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太过昂贵，绝大多数男女老少都穿着自制的布鞋。而凶手在医院的现场留下的脚印，正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寄望于通过鞋印追踪凶手，无疑是徒劳的。

重新检视仇一铁与黄金道双方的情形，不难发现，他们所肩负的使命相对轻松。他们深入研读了彭祖清的案卷，卷中详尽记载了彭祖清的生平事迹，甚至连他在狱中的日常行为，看守所都进行了“在押人员行为评估”。

彭祖清，正值而立之年，根植于江苏无锡这片土地，家族世代从事商业。其父早年投身棉布生意，后来与人合作，事业如日中天，最终成为两家棉纺厂的创始人。1937年，彭祖清毕业于江苏私立美术专科学校，蒙恩师推荐，他踏上上海的征程，加入了一家名为《大上海》的小型报纸，担任美术编辑一职。然而，《大上海》不久后因故停刊，彭祖清随即转至《东亚导报》旗下。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导报》实为汉奸媒体，其背后势力为日本在上海的文化间谍机构——“兴亚院”。在《东亚导报》的工作中，彭祖清凭借其流利的日语，频繁受到“兴亚院”的召唤，协助绘制宣传画、撰写标语。时光荏苒，他与几位日本特务之间，逐渐建立了友谊。但不知为何，这一情况被国民党“中统局”驻沪的地下特工发现，随即派出一名美貌女子与他接触，试图说服他加入“中统”。

彭祖清面对美人计，巧妙地采取守势，反以对手之策反击，却始终坚守原则，未曾有任何妥协。不久，另一位访客，一位外表粗犷、身材魁梧的大汉，再次造访。这位壮汉虽然气势逼人，但言辞却颇为谦逊。他透露，经过一番调查，他得知彭先生之父已将棉纺厂迁至重庆，并经营得风生水起。他直言不讳地威胁，若彭先生继续拒绝合作，他将不得不向重庆总部发出电报，此举不仅可能导致工厂的关闭，甚至可能危及彭先生父亲的安危。此言一出，彭祖清立刻表示愿意妥协，并迅速完成了加入“中统”的程序。

彭祖清投身于“中统”特务组织，凭借与“兴亚院”日本特务的紧密交往，成功搜集了多项情报。然而，一年有余，突然间，“中统”向他紧急下达指令：“身份已暴露，立即撤离。”他遵照既定的应急计划，逃往浙江，历经重重磨难，最终抵达长沙，并向“中统”湘站进行了汇报。他以中学教师的身份，继续为“中统”执行秘密任务。抗战胜利之际，彭祖清本打算返回江南的故土，但鉴于他在长沙已安家置业，子女相伴，加之“中统”方面也希望他能留在长沙，他最终打消了回乡的念头，从此在长沙定居。

彭祖清，虽身处“中统”乃至国民党整个体系的核心，然而其背景略显单薄，工作能力亦未达到预期，因此未能赢得高层青睐，在官场中始终未能摆脱边缘地位。自1939年初踏入“中统”以来，直至1948年底的九年间，他的职位仅实现了三级跳升，与同期同事相比，晋升速度显得尤为缓慢。中升竟有车型配备了如此先进的八速变速器。然而，直至1949年南京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广州之际，“中统局”亦随之完成了改组，并更名为——内调局自那之后，高层终于想起了他，迅疾将其晋升至三等职务。然而，他们也明确指出，若长沙沦陷，彭祖清需继续以隐蔽身份潜伏，届时他需承担“内调局湘站地下军第二大队”大队长的重任。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彭祖清正式就任“地下军大队长”。这个大队连他在内一共只有七名成员，都是有官职的。潜伏初期，上峰未下命令，他们也就乐得清闲，活动经费照领，干着的那份公开职业还有一份正常收入，等于是拿双薪。彭祖清那时已经不在学校当美术老师了，而是自己开了一家画店，除了替人画像、出售作品外，还兼带着搞美术培训，收入不错，日子过得颇为滋润。不过好景不长，到了1950年3月，台湾的指令就下达了，让彭祖清着手准备组织对湖南省和长沙市的共产党高级领导实施暗杀。彭祖清于是遵命照办，指挥着手下六名弟兄足足准备了三个月，包子还没端上灶，皮儿不知怎么就破了，悉数落网。“第二大队”七名成员，三死一无期三有期。

在彭祖清被拘押期间，其行为表现获得了看守所方面的好评，他们认为彭祖清“大体上能够遵守监规”。预审员亦表示，彭祖清“能够详实陈述犯罪细节”——这一表态反映出，在对其犯罪事实的调查中，并未遇到明显的障碍。

19日晚，专案组对相关情况进行了细致研讨，并提出了质疑：若彭祖清的举报举动对被举报者而言构成了“背叛”，那么这些遭受“背叛”的人又如何能够确信，在彭祖清被捕至1月16日被押送至刑场期间，他一直严守秘密？若缺乏此类证据，那么对于目前尚处于推测阶段的目标，我们又应如何应对？

显而易见，真相已然水落石出：一方面，我们苦寻不得足以确凿证明彭祖清严守秘密的证据；另一方面，一旦生死攸关的把柄落入一个随时可能将其公之于众的人手中，那个人必然陷入极度的恐慌。他绝不可能坐以待毙，必定会想方设法阻挠对方揭露真相。因此，若凶手用匕首刺向彭祖清的胸膛，意在灭口，那么在行凶之前，他必定已尝试过灭口，或至少为此做好了准备，诸如了解彭祖清被捕后的情形，或是与他的家人乃至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有所接触等。

在11月20日与21日的连续两天时间里，侦查人员展开了深入的走访和调查工作。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尽管他们付出了最大努力，依旧未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无论是彭祖清的家属，还是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他们都表示，自彭祖清被捕并被羁押以来，无人向他们咨询过任何相关信息。

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专案组意识到必须再次召集会议，深入剖析。他们回溯到程萍局长提出的“全面覆盖”策略，思维随之转向——或许凶手无意中伤及了无辜之人？

身份认证出现误差；定位地点存在偏差；病房分配亦显失误。针对此类状况，调查工作随即迅速启动。调查结果如下——

随后，我们必须细致地探讨“误认”的可能性。验证这一假设的核心在于确认凶手并非因对地点或病房的误判，而是单纯地在辨认身份时出现了错误。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识别”的整个流程。当彭祖清被紧急从刑场送往医院时，他身处一辆马车上，马车疾驰而过。马车上不仅有负责押解的武装公安大队成员，其后一辆车上也挤满了法院和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在整个运送过程中，彭祖清没有机会进行身份识别。抵达医院后，他所在的担架迅速被送至急诊室，而武装人员随即封闭了急诊室的入口。在完成紧急救治后，彭祖清被转移到病房，这一过程仅仅是医院大楼两端之间的短暂移动。医生、护士以及武装人员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守护着他躺卧的病床。不仅走廊中的无关人员被彻底清空，即便有人尚未被驱逐，也难以看清楚彭祖清的面容。彭祖清被安置在病房后，病房一直处于严格的监控之下，门窗紧闭，除了定时进行检查的医护人员外，无人试图擅自打开房门。基于这些情况，侦查员认为“误认人”的可能性极低。

该区域唯有这一家医院，且其稳健的运营已持续超过一年。不仅城东区的居民对这所部队医院十分熟悉，长沙城内的居民几乎无人不知晓。此外，部队医院与地方医院在标识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医院入口设有岗哨，四周篱笆墙上涂有防潮的黑色柏油，且每隔一段距离，便用石灰清晰地标示着“军队医院”四个大字，即使在夜幕降临后，这些字迹依然清晰可见。因此，作案者误入该医院的概率也被排除在外。

显然，唯一的线索指向了“认错病房”的假设。结合对作案情况的分析，此案极可能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一般情况下，预谋杀人者都会事先进行侦查，即使凶手本人未曾亲自勘查，也往往会指派手下进行侦察，以确保能够精确掌握目标所在的具体病房位置。对于凶手及其同伙来说，这一步骤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掌握了准确的信息，才能开始实施犯罪行为。医院的病房均有明确的编号，各病区和病房也均以清晰的标识进行标注。若侦查人员连这一点都无法掌握，凶手便难以确定作案的目标。在走访医院的各个病区时，侦查员与医护人员及病人进行了交流，但并未发现任何与医院无关的陌生人，亦无人询问过相关情况。

更确凿的证据揭示了彭祖清所居之处，恰是那为数寥寥的两间单人病房之一。此类病房，每个病区仅此一间，在对外开放服务之前，仅供正团级以上干部享用。开放后，尽管取消了干部级别的限制，但入住者须支付相当于普通集体病房单个床位五倍的费用。当时，多数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加之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尚不普及，治疗费用大多由个人承担。即便拥有充足的资金可以住院，也很少有人愿意额外支出高额费用以选择单人病房。在彭祖清住院的那一个月里，除他本人外，仅四位病患入住过单人病房，其中两位是男女病人，另一位是资本家之女，余下三位则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夫妇。这四位病患与彭祖清并无任何关联，而且在此期间，彭祖清所住的内科单人病房未曾有其他病人入住。因此，侦查员排除了他误入其他病房的疑虑。

侦查工作陷入了僵局，专案组的四位侦查员经过反复推敲与深入交流，却始终未能发现解决问题的契机。夜幕缓缓降临，四周静谧无声，他们带着心中的忧虑，陷入了深深的梦境。

翌日破晓，11月22日的黎明时分，任桂福召集了古克山、仇一铁、黄金道三位同仁，齐聚一堂，针对这起棘手的案件进行深入探讨，并努力寻找更多的调查线索。经过一番集思广益的头脑风暴，大家一致决定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凶手并未误判目标，他真正意图刺杀的对象正是彭祖清。然而，作案的动机可能并非源自敌特行动，而是其他可能性，诸如仇杀或情杀。

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主管案件进展的程萍局长接起电话，关切地询问侦查工作的最新进展。任桂福详细汇报了近期调查的细致情况，并清晰阐述了其当前的思考逻辑。程局长随即回应道：“侦查工作如同在迷宫中寻找出路，一旦发现某条路径无效，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但这样的选择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基于详实的事实基础。我的这些看法仅供参考，至于如何具体分析问题并采取行动，你们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我不再过多干预。这起案件已声名远扬，不仅在湖南全省广为人知，湖北那边想必也有所耳闻，影响范围广泛，务必尽快侦破。”

任桂福挂断电话，心中不禁泛起层层涟漪：“程局长似乎对我们的新思路给予了首肯。唉，不论他的真实意图如何，眼前看来，我们似乎别无他途，唯有这条道路可行。那么，不妨就暂且一试吧。”

那位被判死刑的彭祖清，竟然揭示了其真正的嘴脸——一个名副其实的恶棍！

经过连续三天的细致侦查，侦查人员从彭祖清的妻子陆锦花、陆氏家族成员、他过往任教的中学同事以及他曾雇用的画店女佣等多个渠道获取了信息。彭祖清素来喜好结交女性，其动机往往指向私密关系。在挑选交往对象时，他很少进行筛选，只要年龄和机会相符，便会迅速采取行动。至于彭祖清究竟与多少女性保持着亲密关系，无人能提供确切的数字，即便是他自己，恐怕也难以准确统计。在他被捕后，公安局的审讯重点集中于敌特罪行，对于这类私人关系并未进行深入挖掘，因此在案卷中并未留下相关记录。

此案是否与彭祖清的绯闻事件有牵连？基于此，调查团队已决定对这一线索进行深入调查。

调查人员对彭祖清的社交网络进行了深入挖掘，意外揭露了他与众多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传闻：自长沙解放以来，彭祖清涉嫌与至少十九位女性有染。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彭祖清于11月17日凌晨不幸在军队医院遇害，这起不幸事件是否与这十九位女性中的某位有关联？针对这一疑问，专案组决定对这十九位女性逐一进行访谈。鉴于调查内容的敏感性，任桂福向领导申请增派女工作人员以协助调查，领导随即派遣了两名已婚女警员小乔和小李加入专案组。侦查人员被分成两组，在短短两天内完成了与这十九位女性的逐一沟通，调查结果显示，她们在与彭祖清的交往中并未与他发生过任何冲突。

稍作沉思后，侦查员们重振旗鼓，再次全情投入到了深层次的讨论之中。经过周密思考，他们坚信此行无懈可击，遂坚定信心，毫不犹豫地奋勇向前。

11月30日的破晓时分，侦查人员成功锁定了彭祖清的姻亲陆锦仁的踪迹。陆锦仁在汉口自主经营商业，并在那地安顿了家宅，平日里仅于佳节之际返回长沙与双亲及兄弟姐妹欢聚一堂。然而，此次归乡的情形却显得格外不同。他此行系为调整生意版图，特意回长沙进行市场考察，却未曾料到会与专案组不期而遇。侦查员仇一铁与黄金道与他进行简短对话后，陆锦仁透露，他与姐夫彭祖清的交往并不密切，几乎是寥寥无几。但在深入的交谈中，侦查人员似乎还是有所收获。陆锦仁透露，今年六月底，他接到彭祖清的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向他借款三百万元（按旧版人民币计算，约合新版人民币三百元）。因自身并无如此巨额资金，他正打算向友人求助筹集资金之际，却又收到彭祖清的第二封电报，告知其已决定取消借款计划。

彼时，三百万元绝非微不足道的金额，足以构建一栋豪华宅邸。专案组即刻洞察此事背后可能潜藏的疑云，便火速赶往邮电局查阅电报档案，首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核实。随后，他们继续深入调查，但始终未能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2月2日，专案组特意将彭祖清被捕前所经营的画店佣人徐姨，邀请至城东分局。这一行动背后，是侦查员古克山独到的洞察力驱使，他坚信，在逆境中与徐姨——彭祖清关系密切之人展开交流，或许能够找到突破口。尽管其他三位侦查员对此持保守态度，因为他们此前已三次向徐姨询问情况，却始终未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古克山的先见之明果然一语中的。

三、凶犯落网

徐姨，长沙的土著居民，年方二十八，已婚，膝下育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儿女。她的丈夫是一位经营水货的小商贩。徐姨的外表普通，身形略显丰腴，肤色黝黑，流露出典型的劳动者气息。令人称奇的是，她竟是彭祖清众多情妇中的一员。她曾亲口透露，彭祖清在辞去中学美术教师的工作，自主创业开设画店后，仅仅雇佣她为女佣一周，便与她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那是一个普通的六月底，距离彭先生被捕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当他走进店内，神情显得有些慌乱。昔日那精心打理、一丝不苟的发型此刻显得略显凌乱，身上的衣物上也沾染了星星点点的泥土。”

侦查员闻悉所述时间点与陆锦仁先生接收到借款电报的时刻竟然出人意料地相吻合，便立即深入探究细节。遗憾的是，徐姨未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鉴于此，侦查员调整了调查策略，通过提问力求挖掘出更多线索。黄金侦探对事件的前后经过进行了详尽询问。徐姨回忆道，自事件发生不久后，彭先生曾吩咐她前往城南区的排风街“大鹏旅馆”递送一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收信人是旅馆的老板娘。这一信息自然而然地将调查的焦点引向了“大鹏旅馆”。起初，侦查员通过城南公安分局对该旅社及其老板夫妇进行了秘密调查，并掌握了以下情况——

自1938年12月起，“大鹏旅馆”正式迎客，其建筑巍峨三层，内部装饰雅致，设有二十四间客房，总计容纳七十余张舒适的床位。在当时的长沙城，如此规模的旅馆实属罕见，颇受青睐。旅馆的掌门人颜必开，湖南临湘人士，现年五十六载，身形略显清瘦，面容平凡无奇，却是一位心思细腻、行事果断的长者，传闻他精通武术。至于颜必开在开设旅馆之前的职业，外界鲜有人知，他本人亦未曾透露半分。颜必开的夫人，复姓完颜，名彩珠，苏州人士，年约四十，传闻她年轻时风华绝代，即便岁月在脸上刻下痕迹，她的魅力依旧不减。彩珠女士是在“大鹏旅馆”筹备之初，与比自己年长十六岁的颜必开喜结良缘的。

颜老板的来历或许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奥秘，他的过往或许曾与一些重大事件有所交织。至于那位风华依旧的完颜老板娘，她与彭祖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亦难以确切地断言。

“完颜老板在吗？”

老板外出。

古克山道：“我是公安局的。目前老板不在场。请问您是否就是那位与老板娘相仿的角色？”

在那个时期，警方在执行公务时还没有出示证件的惯例，只需报明身份即可。然而，古克山的话一经出口，竟然让完颜彩珠惊恐失态，她语无伦次地问道：“你们……为何……要找我？我……我……我……并没有犯错误！”

此言对侦查人员而言，实则蕴含着更深一层含义：尽管完颜彩珠本人毫发无损，但她的伴侣颜必开却深陷困境。此事，完颜彩珠早已看穿。既然她对内情一清二楚，自当追究相关人员之责。因此，任桂福立刻下令，派遣仇一铁与黄金道守卫严守账台，禁止任何人员出入。随后，他与古克山现场对完颜彩珠进行了审问，从中获取了以下信息——

五日后，夜半子时，敬请从后门莅临。

五日之期，恰巧落在1950年4月22日。那日，完颜彩珠的夫君颜必开照常前往寺庙上香祈愿，其虔诚之情溢于言表，他甚至会选择在庙中留宿一宵。完颜彩珠特意挑选了这个日子，满怀期待地盼望着吉星高照。对于彭祖清而言，这正合他意，于是那一夜的缱绻缠绵，竟成了他生命终结的序曲。换言之，即便彭祖清的特务身份未曾暴露，即便他未曾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他也终究逃不过颜老板的狠手。

自此，那对男女悄然开始了他们隐秘的交往。他们的约会并不频繁，大约每月两三次，总是在颜必开外出处理事务的时候，于旅社中秘密相会，无论日夜，都没有固定的约会时间。就这样，两个月的时间悄然流逝，直至1950年6月26日，一件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那天上午，完颜彩珠骑着自行车前往画店，巧妙地伪装成一位顾客，随意地逛了一圈后，她向彭祖清传递了一条信息：“午后两点，我们在旅社见面。”

今日，颜必开收到了一场午宴的邀请。颜老板素以豪迈著称，言语间便已表明心意：“他人以酒款待我，我自不能无动于衷，饭局结束后，我定将回以茶香。”完颜彩珠听闻此言，心中不禁暗自思忖，若饭局之后紧接着茶局，恐怕归家之时，夜色早已笼罩。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决定出门赴约。

午后阳光明媚，彭祖如约踏入旅社。我们携手攀登至三楼，却未曾想到颜老板的茶局未能如期展开。原来，他因突发的紧急事务，不得不临时缺席。颜老板虽对此事一无所知，然而他的妻子完颜彩珠并未留守于账台，于是她向店员询问缘由。店员察觉到老板娘的困惑，考虑到她平日里时常行善，便有意为她隐瞒真相，声称她只是外出购置物品。颜老板随后抵达账台，吩咐泡茶，并递上了水烟筒。店员目睹此景，心中不禁紧张起来，担心完颜彩珠很快归来，目睹这一幕。颜老板性情刚烈，若发现店员有虚报之嫌，必定会勃然大怒。因此，他不动声色地派遣了一名学徒秘密前往三楼，向完颜彩珠传达了这一情况。

得知突发变故，完颜彩珠心知肚明，丈夫正守在账台，那里是旅客下楼的必经之地。他记忆力超群，对每一位投宿的旅客都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只需一瞥，便能牢牢记住。彭祖清那生疏的面容在丈夫面前难以掩饰，若被仔细审视，必然会引起怀疑，若追问深入，恐怕真相便会暴露无遗。至于她自身，倒也无需多虑，只要彭祖清不在场，她便可谎称因头晕而上楼稍作休息，便能轻松蒙混过关。当然，为了不让店员遭受老板的责罚，她还可以声称自己曾告知对方自己将外出购物。

彭祖清的介入，无疑为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若他继续逗留，直至五点钟，颜老板将如常巡视每一间房。届时若他偶遇这位不速之客彭祖清，恐怕会引发一系列不必要的麻烦。反之，若彭祖清下定决心离开，无论他是选择前门还是后门溜走，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账台，这样便难以逃脱颜老板的盘问。完颜彩珠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于是向彭祖清寻求援助。彭祖清建议，既然如此，不妨采取第三种方案——从楼上垂降至后院，再翻越院墙逃离。经过深思熟虑，完颜彩珠认为这确实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于是她前往卫生间找到了一段晾衣绳，并协助她的情夫从窗户成功逃离。

起初，此事只是草草了事，但天意似乎在开玩笑——彭祖清竟然奇迹般地安然落地，正当他翻越后院高墙企图逃逸时，颜老板恰巧进入后院小解，一眼便捕捉到了正攀爬墙头的情夫身影。与此同时，完颜彩珠正倚靠在三楼的窗边，焦急地整理着绳索。真相瞬间大白于天下。正如前文所述，颜必开并非易怒之人，但他立刻就地取材，将绳索套在了妻子的脖颈上，不仅如此，他还将她吊起，用鞭子无情地抽打。完颜彩珠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虐待，仅几鞭子便被迫招供了她与彭祖清的不伦之情。

“哈哈，真是妙趣横生！彭某啊，你的名字，我早已铭刻于心。”

完颜彩珠对丈夫的性格了如指掌，一见这等情形，便预感到彭祖清此行凶多吉少，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她咬紧牙关，强忍内心的痛苦，偷偷写下了一封密信。考虑到她这段时间受到严密的监控，无法外出，她便悄悄将一些银两交给学徒小丁子，恳求他代为将信送达彭祖清手中。彭祖清收到信后，不禁感叹，多年来虽多次遭遇艳遇，却从未遭遇过灾祸，这次却是连连霉运。他意识到，在现今这个时代，与古时不同，无人能为他遮风挡雨。当然，作为“地下军大队长”，他手下虽仅有数名部下，且装备有武器，只需一纸密令，便能令颜必开丧命。然而，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引起公安局的调查，一旦调查深入，便会波及到他。因此，武力解决并非上策，他只能另寻他法。

彭祖清深思熟虑，深知颜必开作为商人，其天性便是追逐利益。因此，他决定赠与对方一些银两，以破财消灾为最佳策略。随后，他挥毫泼墨，撰写了一封书信，并特地命徐姨亲自递送，首先交予完颜彩珠，再转至颜必开手中。徐姨不负使命，将信件顺利送达，并带回完颜彩珠答应斡旋的承诺。彭祖清得知此事后，立刻开始筹集银两，这一行动也促使他向汉口妻弟陆锦仁发送电报，寻求借款。

自完颜彩珠的消息戛然而止，便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彭祖清深知颜必开对于那顶绿帽子的忌讳，心头的阴影难以消散，于是再次向妻弟发送电报，表明了他愿意放弃借款的坚定意愿。至于如何解决后续的问题，他不得不另寻他途，探索其他的解决办法。

7月2日，完颜彩珠接到了彭祖清从邮电局打来的旅社电话，随即两人便开始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话时长大约十分钟，但双方依旧未能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就在此时，颜必开不期而至，完颜彩珠只得匆忙挂断电话。

完颜彩珠对那事件始终耿耿于怀，因此萌生了与彭祖清面谈商议的念头。不料，正当她寻找合适时机之际，彭祖清被捕的消息如晴天霹雳，由颜必开传告于她。颜必开似乎是从未知的渠道得知此讯，只听闻彭祖清等人罪行昭彰，依照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惩处条例，他们恐怕难以幸免于死刑的判决。颜必开得知此事后欣喜若狂，甚至摆宴庆祝，宣称正密谋如何铲除彭祖清以报复“绿帽子”的羞辱，岂料人民政府已抢先一步，这倒是替他省去了诸多费尽心机的谋划。

自那日起，颜必开便对彭祖清的审判进程保持密切的关注。至11月15日，他似乎从某个渠道获知了风声，得知次日政府将举办一场公审大会，传闻中将有数十名反革命分子将面临死刑的判决。颜必开预感彭祖清可能难以逃脱此劫，于是便让完颜彩珠陪伴他一同前往刑场，以见证彭祖清的命运归宿。尽管完颜彩珠心中并不愿意，但她不敢违抗丈夫的意愿，只得在次日无奈地陪同颜必开一同抵达湘江之畔的刑场。在执行枪决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她目睹颜必开的面色突然剧变，似乎低声自语了几句，随后转身离开人群，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晚，颜必开并未归家，直至次日清晨七点左右，他带着一脸的疲惫回到了家中。至于颜必开究竟去了哪里，是否真的对彭祖清有所行动，完颜彩珠一无所知。

颜老板话音刚落，涉嫌谋杀的他便匆忙自外归来。不难想见，他的身影恰好被侦查员的锐利目光捕捉。尽管专案组的四名成员此行旨在调查而非拘捕，但他们腰间悬着的，是随时准备使用的手枪，而非拘捕所需的镣铐。于是，他们迅速用绳索将他紧紧束缚。随后，一场彻底的搜查随即展开，颜老板的布鞋悉数被收缴。经过技术人员的细致鉴定，医院现场留下的脚印与其中一双布鞋的鞋印完全吻合，其指纹也与死者胸口匕首柄上残留的指纹完全一致。据此，颜必开被确认为杀害彭祖清的凶手。

恰逢其时，专案组尚未对颜必展开审讯，市局秘书室却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转交而来，内容揭示了长沙“大鹏旅馆”老板颜必的真实身份——他竟曾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洞庭湖一带横行一时的著名湖匪，素有“一刀切”之称。这一新发现为颜必的审讯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使得调查得以更加顺利地推进。

颜必开，本名张炯，湖南常德人士，早年曾效力于旧军阀麾下，官至连长。但1925年，因与上司理念相悖，在一次酒后争端中情绪失控，竟举枪射杀了营长与副团长，随后逃离军营，在洞庭湖畔沦为山贼。凭借其丰富的军事才能和指挥经验，他逐步壮大势力，手下汇聚了百余人，在洞庭湖畔声名狼藉，成为一伙臭名昭著的匪帮。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匪帮内部纷争迭起，张炯在争斗中屡处下风，只得携带着部分赃银，四处流浪。1938年12月，张炯改头换面，化名颜必开，于长沙定居，并迎娶了从良的妓女完颜彩珠为妻。他利用所得赃款购置了一家旅馆，并将其更名为“大鹏旅馆”。

婚后，颜必开对完颜彩珠的往昔不再追索，然而鉴于她过往曾身处风尘，他心中总忧虑着她难以抵御寂寞的诱惑，旧病复发的可能性始终如悬剑在心。因此，他对她的防范极为周密。多年来，正是这份周密的防范，使得完颜彩珠未曾越界一步。新中国成立后，颜必开见证了在政府的管理下，长沙的社会风气逐渐向好，妓院被取缔，妓女们亦逐步转型为良家妇女。他心想，或许完颜彩珠也应当顺应时势，毕竟她已步入中年。于是，他开始逐步放宽了对她的管束。然而，他未曾料及，这位妇人内心深处的风流情愫并未随时光消逝，她与彭祖清暗中勾结。对于颜必开而言，戴绿帽子是他最难容忍之事，遭遇这样的不幸，他深思熟虑，唯有以血洗血，方解心头之恨。因此，当彭祖清提出用金钱平息事端时，他断然拒绝，并立誓要让彭祖清付出应有的代价。然而，在颜必开尚未付诸行动之际，彭祖清已被政府逮捕，罪行公之于众。众人议论纷纷，都说彭祖清命悬一线，但颜必开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宽慰。

不料，在行刑的临界时刻，彭祖清竟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呼喊，不可思议地侥幸逃过了死劫。颜必开心中涌起极度的失落，随即跨上自行车，紧随载着彭祖清的马车，一路尾随直至部队医院。心中怒火燃烧，反复权衡之后，他终究下定决心，亲自终结这个恶人的性命。悲剧由此酿成。

四、“藏宝”之谜

随着这起预谋谋杀案的侦查工作圆满落幕，1950年12月3日这一日，我们不禁回首往昔，算得出来，专案组对这起案件的深入调查，竟然持续了整整十八个不眠之夜。

案件悬而未决，逝者遗留下来的谜团——彭祖清临终前的“举报”，指向了何人？针对此情况，12月4日，领导在办公室内召集了专案组的四位侦查员，对他们的辛勤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向每人赠送了一盒香烟作为奖励。随后，领导宣布专案组将继续开展调查，并指示他们追踪死刑犯举报的对象。待真相大白，我将以盛大的庆功宴庆祝他们的成功，届时奖赏将远超一盒香烟，并将邀请大家一同前往餐厅共进美食！

如此，任桂福及其团队再度承担起了一项全新的使命。领导并未急于施加压力，使得专案组的四位侦查员得以稍作休息。夜幕低垂，他们自掏腰包，在一家小面馆共度晚餐。餐桌上，除了热气腾腾的面条，还有猪头肉、卤鸡爪、花生米、豆腐干等各式凉菜相佐，他们还畅饮了一斤散装白酒。尽管事先约定轻松用餐，不涉及任何工作内容，但随着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即将到来的新任务。于是，这顿晚餐实际上演变成了一场对新案情的初步探讨会。遗憾的是，这次探讨会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我多活了八天。”

鉴于难以清晰界定，不妨采纳一种“否定”的策略。毕竟，他不仅高声倡导“检举”，更具体指出了检举的对象——一个名为“尚保领导有此见解。

因此，专案组面临了一道被称作“尚保”的迷宫之门，唯有特定的钥匙才能解锁其奥秘，强行破坏实属不明智的选择。遗憾的是，钥匙的确切位置仍未揭晓，且缺乏有效的分析资料来作为依据。

彼时，都市的夜晚生活显得颇为稀薄。随着四人间的对话愈发深入，酒菜已然尽兴，小面馆的食客们也纷纷离席，仅剩他们四人围桌而坐。尽管众人的酒量有限，但在合计饮下一斤酒后，每个人都已感到头晕目眩，脚步沉重。于是，任桂福提议今晚各自回房安歇，待明日再续前日的讨论。

翌日，即12月5日，专案组经过一番紧张而深入的讨论，终于梳理出事件的前因后果，明确了调查的方向，并细致地制定了全面的调查计划。侦查人员普遍认为，鉴于彭祖清临终前确实有重大情势有待揭露，调查应当以“尚保”这一关键人物为焦点。从这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大致推测，“尚保”可能是敌特情报网络的一员，而且极有可能曾是彭祖清的旧识。中统为了更深入地探寻彭祖清在“中统”组织中的历史根源，对其过往生涯进行详尽的梳理显得至关重要。这一探究过程不仅包括对个人档案的细致查阅，还需审视他在“中统”及其内部层级网络中的同事关系，以及对他特工生涯的深入剖析。通过这些调查方法，我们的焦点集中到了一位关键人物，此人名为“尚保”。

经过细致入微的深入调查，直至12月30日，此案才得以暂时告一段落。毫无疑问，目前专案组的四位成员对彭祖清的过往经历、社会关系等层面的掌握，已远超先前经办此案的同事们。尽管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了侦查，但在彭祖清的履历中，始终未能发现任何名为“尚保”的联系人线索。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专案组成员意识到案件似乎陷入僵局，遂由任桂福向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批示，考虑到即将到来的阳历新年，大家先好好休息，待元旦假期过后，再继续深入研究此案。

1951年1月2日的拂晓，专案组全体成员紧急会合。原本计划开展全日研讨，却意外在短短三十分钟内，侦查员黄金道提出关键疑问：我们是否确切知晓“尚保”两字的正确读音？这疑问可能揭示彭祖清的深层用心，而我们仅凭公安大队小薛等人所提供的文献资料，便对“尚保”形成了既定认知。此提议立刻激起其他三位侦查员的兴趣，经过一番热烈讨论，众人达成共识，这或许是一条新的破案线索。组长任桂福随即指示，立即开启新的侦查方向。

近日，一项调研同步展开。一支精干的小组潜入彭祖清的社交圈，力求全面了解其日常的口音及语言习惯；与此同时，另一支小组则拜访公安部门，与小薛、小王等工作人员会晤，目的在于确认彭祖清在刑场上的确切呼喊内容。

彭祖清的夫人，陆锦花，原籍长沙县。她透露，丈夫在长沙定居已久，当地的语言运用自如，但语音中仍隐约透着江南的口音。在关键时刻，他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无锡的乡音。为了证实所言非虚，陆锦花现场模仿了几句无锡话，竟与她丈夫日常随口所说的乡音如出一辙。

“身为南京的居民，您能辨别彭祖清在生死关头所发表的言辞吗？他所说的是无锡方言吗？”

小王缓缓点头，赞同地说：“的确。”稍作沉思，他继续详细剖析：“实际上，他最初脱口而出的‘检举’二字，其中不仅蕴含着江南独特的腔调，长沙的口音更是尤为鲜明；而‘立功’与‘尚保’这两个词，其语调则完全转变成了无锡话的韵味。”

“‘尚保’是什么意思？”

这话语中似乎蕴藏着某个名字的暗示，经查阅《百家姓》一书，果真发现了“尚”这一姓氏的记载。

“无锡方言中，这两个字除了作为人名，还蕴含着哪些其他含义？”

小王徐徐闭上双目，心神聚敛，沉思片刻，随后缓缓开口言道：

“这或许正是‘藏宝’的真谛所在。”

侦查员猛然一惊，心中浮现疑问：彭祖清在生死存亡之际，是否不慎透露了关于“宝藏”的线索？即便是在危急关头，言语可能无法做到精确无误，但这样的情形仍属合理。

专案组对此事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进行了细致周到的处理。随后，他们再度邀请无锡和苏州的两位专家，对“尚保”、“藏宝”的发音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鉴定。经过不懈努力，专家们最终得出结论：若彭祖清当时所指的二字非“尚保”，则只能将其理解为“藏宝”。鉴于之前对“尚保”的投入颇大，却一无所获，大家一致认为，唯有确认“尚保”之名不存在，才能转向对“藏宝”的解读。任桂福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领导，领导对此表示赞同，并指示他们据此调整调查方向，以“藏宝”为线索继续深入挖掘。

一种财富为个人及其家族或亲友所秘密藏匿；另一种则属于他人隐秘保存，此类财富可能涉及亲朋好友，亦或特定机构，诸如特务组织等。鉴于彭祖清的文化素养，以及他在被捕前作为潜伏特务的背景，他对我国政府的政策和法规理应具有深刻的认识。结合这两点，若“藏宝”指的是彭祖清及其家庭成员的私产，那么他理应采用“坦白”或“交代”等词汇，而非“检举”。但彭祖清明确选用“检举”一词，由此，专案组推测他所提及的“藏宝”极有可能并非其个人所有。

故而，我们有必要将“个人”与“家庭”两类要素自前述两大类别中剔除。面对余下的众多情况，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专案组对调查范围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发现工作量极为庞大，调查地点涵盖无锡、镇江（江苏省私立美术专科学校所在地，该学校乃民国时期江苏省城彭祖清的母校）、上海以及长沙，而这份名单仍未包含彭祖清档案中未提及的数处他曾执行公差的地点。至于调查对象，数量同样十分庞大。考虑到当时警方的经济条件，即便侦查员竭尽全力节省差旅费用，亦难以承担如此巨大的开支。基于此，专案组必须撰写一份详尽的报告，提交给程萍局长审批，并在其亲自签署批准后，方可启动调查程序。

程萍局长已正式核准了该调查方案，并明确指示，专案组的经费使用将严格遵循实报实销的原则。尽管如此，在人员配置方面，形势略显紧张。随着“镇反”运动的持续推进，警力资源显得愈发紧张，专案组的同仁们不得不付出加倍的努力，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

调查任务遂被分为两路并行推进。一方面，组长任桂福毅然驻守长沙，独自一人奔赴前线，深入展开调查工作。在那个时期，对调查人员数量的规定尚未形成硬性标准。通常来说，若警力资源充足，便会指派两人或两人以上组成一个调查小组。然而，在警力紧张的情况下，单独一人进行调查也是可行的，所搜集的证据在法律上同样具备效力。另一方面，侦查员古克山、仇一铁、黄金道三人则离开了长沙，转赴武汉。他们乘坐长江客轮顺流而下，抵达镇江后立刻投入到调查工作中。随后，他们沿陆路前往无锡，再转道上海，进行更为深入的侦查。在上海完成调查任务后，他们乘坐轮船返回武汉，并最终选择陆路返回湖南。

这两项调查均需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在彭祖清旧案卷宗中，特务案部分是调查的重点，侦查人员即便在调查过程中遭遇与案件无关的信息，也始终坚守原则，坚决不予收录。至于针对“尚保”线索的专项调查，目标明确，全力深入剖析“尚保”环节，对其他信息则不予关注，自然也不会被记载入档。然而，目前的调查范围虽与“尚保”相关，却更为广泛，涉及时间跨度、人物关系等多个方面，包括彭祖清就读的社初中、美术专科学校、供职的报馆、“兴亚院”、“中统局”，以及执教的学校和经营的私人画店等，每一环节都需要逐一核实。如果稍作夸张，这简直就像是对彭祖清从童年至逝世的三十余年的生涯，进行了一场详尽无遗的梳理。专案组为此付出的辛勤努力，可见一斑。

在这场追寻“藏宝”线索的冒险旅程中，我们将依次掀开其层层神秘的面纱。我们的第一步，目光将聚焦于长沙的任桂福之路——

自“宝藏猎寻”行动于1月5日启动，专案组长任桂福的步伐仿佛背负着重重的铅块。尽管那时的长沙城区尚未达到如今的地域宽广，但调查范围已覆盖八个区域。尽管市局为专案组配备了一辆除了铃铛外几乎无声的旧自行车，但日复一日的奔波劳碌，消耗了他们多少体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白天的骑行尚未结束，夜晚的休息时间也十分有限，勉强只能保证一半的夜间睡眠——而还需在午夜前整理当天的调查资料。连续一周的这种艰辛，即使是精力旺盛的人也难以持续。到了1月13日清晨，任桂福醒来时头痛欲裂，一量体温，竟然高达39℃。医生给他开具了病假单，并安排食堂为他准备了病号餐。尽管高烧如此严重，在当时仍被视为轻微病症，通常只需服用退烧药，无需输液。任桂福服用了退烧药后，睡了一觉，醒来已是午后两点多。烧似乎已退，头痛也不复存在，但身体却更加疲惫，躺在床上难以起身，但思绪却自然而然地回到了案件上。经过短暂思考，他突然想起日前在城南分局看守所提审涉嫌“尚保”案的嫌疑人时，对方曾提及与彭祖清共事，曾是“中统”湘站的情报人员，并曾一同前往湘西出差。当时，任桂福专注于“尚保”案的调查，忽视了这条线索，也未深入探究彭祖清与该嫌疑人的具体对话。如今，在追寻“藏宝”线索的过程中，是否应该重新调查此人以获取更多信息？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亲自前往。于是，他起身前往食堂，让炊事员为他煮了一碗面条，然后艰难地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前往城南分局看守所。

此刻，面对被提审的犯人——步俊超，字名超，他来自湖南吉首，年仅三十七岁。步俊超原本供职于长沙县国民党税务部门，面对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位热血青年毅然响应国民政府的召唤，决然辞去公职，主动请缨，投身军旅，驰骋疆场，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之战。长沙市征兵部门接纳了他的申请，却未为他提供军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引起了“中统”组织的关注。经过半年的严格训练，步俊超被派往日军占领的北方执行任务，开展了一段时间的情报搜集工作。随后，他被召回长沙，上级决定将他留任于“中统”湖南站，负责财务事务。在世人眼中，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职员。鑫泰碾米厂那位账房先生，恰巧是步俊超姐夫的得力助手。“鑫泰碾米厂”便是步俊超姐夫一手经营的企业。步俊超与姐夫暗中勾结，将“中统”湘站的账目资金私自转移至“鑫泰碾米厂”的账户。他们在稻谷价格低廉时秘密囤积，待米价攀升时高价抛售，从中谋取暴利。此类行为若偶尔为之，或许尚无大碍，但若频繁操作，风险自然不容忽视。到了1945年初，步俊超的违法行为终于暴露无遗，“中统”湘站迅速作出严肃处理的决策。那时，长沙已被日军占领，“中统”湘站正处于地下工作的状态，所谓的严肃处理，实际上也就是密裁幸而执行密裁任务的行动特工，步俊超，正是湘站所派遣的挚友。往昔，他们同是怀揣着满腔热血的青年，共同历经“中统”的选拔，接受过特训班的严峻考验。此次，那位特工有意延迟行动，并未急于下手，反而示意其妻子紧急通知步俊超。步俊超闻讯后，不禁一身冷汗，随即与姐夫商讨应对之策。最终，姐夫托请当地一位颇具声望的社会人士出面，向湘站的首领施以援手。结果，不仅成功退回了全部赃款，还额外捐赠了二十两黄金予湘站。正是这一明智之举，使得步俊超化险为夷。而这二十两黄金，自然落入了特务头子的私囊之中。

事后，湘站对步俊超的信任感急剧减弱，遂果断作出决定，禁止他继续参与财务事务。鉴于步俊超目前处境较为隐秘，若直接予以开除，他可能心生怨恨，反叛组织，这对“中统”无疑将带来损失。鉴于此情势，湘站决定先将步俊超调往尚未被敌占的湘西地区暂时安置。组织对步俊超的动向深感忧虑，曾计划派遣专人负责“护送”。恰逢学校期末考试圆满结束，负责美术教学的彭祖清老师有空闲时间，湘站便指派他承担起护送步俊超前往湘西的重要任务。

彭祖清的妻子陆锦花，恰巧是步俊超逝去的前妻的亲姨甥女。因此，两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建立了犹如亲兄弟般的深厚情谊，彼此间无话不谈，关系融洽得如同一家。

历经二十多天的旅程，彭祖清是否向步俊超泄露过有关“寻宝”的点滴消息？目前，任桂福正赶往城南分局对步俊超进行审问，旨在核实这一情况。

步俊超在湘西短暂逗留之际，日本宣布了投降的消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不幸患上重病，无人照料。半年后，他独自回到长沙，却发现昔日湘站的同事们都已迁往南京，争夺职位。因此，步俊超与“中统”的关系也随之断绝。长沙解放军管会发布了一则公告，要求曾参与反动政权的人员进行登记，步俊超主动前往分局备案。起初，分局指示他回到“鑫泰碾米厂”工作，但随着“镇反”运动的深入，公安局查阅了登记档案，将他视为“中统”的旧特务，随后将他逮捕审查。鉴于步俊超的历史背景，经过多轮审讯，他变得无人问津，处于待处理状态。在此期间，狱中的囚犯接连被处决，当他被看守员叫出牢房时，心中不禁感到紧张。然而，当他看到前来外调的侦查员任桂福时，认出是他上次来过，心情才稍微缓解。步俊超向任桂福询问，像他这样的历史问题，是否会被判处死刑？

任桂福明确指出，我国政府对于何种罪行应适用死刑，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据我所掌握的信息，您的罪行并未被纳入死刑的适用范围。当然，若您能够立下显赫的功勋，死刑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甚至您可能直接获得赦免，无需再承受牢狱之苦。随后，话题转向了彭祖清与您的对话细节，询问步俊超是否记得彭祖清是否曾提及与“藏宝”相关的言辞。步俊超得知，只要他所提供的信息对政府侦破案件有所帮助，即可被视为立功，这让他瞬间精神振奋。他立刻回想起并详细描述了相关内容，最终成功回忆起一条可能与“藏宝”有关的线索。

1945年清明之际，彭祖清与步俊超并肩踏至湘西的吉首，这座城池不仅是步俊超的乡愁之地，更象征着他们此行的终点。湘西，这片土地之上，中统设有湘西室，步俊超此行便是为了报到。午后两点稍过，他们一同前往湘西室，办理了相应的手续。彭祖清此行旨在销差，而步俊超则是为了完成报到。随着夜幕降临，湘西室设宴款待了他们。尽管吉首尚未因酒鬼酒而声名鹊起，湘西却历来被誉为“醉乡”，那穿城而过的酉河，被当地人民亲昵地称为“酒河”，这里的烈酒早已声名远播。据步俊超回忆，他和彭祖清的酒量都颇为可观；在长沙时，他们往往能一饮一斤白酒，然而在抵达吉首的那一晚，仅仅十一二两（按十六两老秤计算）便已醉意朦胧。回到客栈后，他们泡了一壶茶，一边品茗一边闲聊。鉴于次日即将离别，且酒足饭饱，彼此间的交谈愈发频繁，也更加坦诚。他们谈论了抗战，共同期盼着战争的早日结束，以便挣脱“团体”的束缚，过上无拘无束的生活。步俊超犹记得，彭祖清曾吐露心声，他早已渴望离开“中统”，只是上级的禁令尚未解除。

步俊超感慨万分，自从告别团体生活，他的收入锐减，不禁忧虑未来生计。彭祖清听闻此言，轻蔑地笑了几声，认为兄台的担忧虽非无理，于他而言却无足挂齿。步俊超心中疑惑，便问及原因，难道他作为教师能赚取丰厚的财富吗？彭祖清坦率地回答，教书确实不易致富，但他手握无价之宝，一旦运用得当，便足以安度余生。至于步俊超当时的反应，他自己也不甚清楚。两人的谈话在笑声中渐渐远去。次日醒来，他们依旧穿着昨日的衣衫，昨日的对话仿佛随风而逝。

自吉首一别，彭祖清的身影已在步俊超的记忆中渐行渐远，直至数日后的清明之夜，那段对话才依稀浮现在他的脑海。彭祖清所提及的“宝货”二字，虽曾稍纵即逝，却因醉酒之故，记忆变得朦胧，未曾深究其意。直至长沙重聚，直至长沙的解放，在这漫长的数年间，他与彭祖清多次欢聚一堂，畅饮共餐，方才得知彭祖清依旧过着往日的宁静生活，已不再从教，转而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大的画店。因此，步俊超深信，即便彭祖清那晚真的提及了“宝货”，那也不过是他的夸张之谈罢了。

任桂福对步俊超讲述的彭祖清往事兴趣寥寥，步俊超对于信息的来源也一头雾水，无法确定是彭祖清亲述还是梦境重现，尽管这些故事围绕宝藏的传说展开。在经历了一番曲折后，任桂福乘坐一辆破旧的车辆返回城东分局的专案组。尽管如此，这次行程让他的身心得到放松，疾病不药而愈，人也显得精神焕发。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他开始翻阅卷宗，偶然间发现了彭祖清在狱中所写的“亲笔自传”。然而，他惊讶地发现，彭祖清在自传中对1945年清明节前后陪同步俊超前往湘西吉首的往事只字未提，这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不禁怀疑，清明节夜晚彭祖清与步俊超的谈话是否真实？随后，两人都回忆起这段往事，意识到酒后失言，便在自传中刻意删去了这段内容，以免泄露他们曾是特务同僚的秘密。

任桂福立誓对此案进行彻底的探究。然而，经过三四天的不懈努力，他依旧一无所获——无论是敌方的档案资料，抑或是被捕的“中统”特务的供词记录，均未能发现任何有关步俊超被流放至湘西的线索。此事鲜为人知，故而也难以追溯彭祖清与步俊超在清明之夜于吉首客栈的对话细节。经过进一步的深入分析，这一说法已被证实，实为步俊超为谋求功名而虚构的情节。

任桂福顿感迷茫重重，心头涌动着困惑与无望。正是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刚从江南调查归来的古克山三人，联袂发出了一份急切电报……

五、江南之旅空手而归

古克山、仇一铁以及黄金道将目光投向江南，将镇江选为侦查的首要地点。这座城市是彭祖清从无锡的故乡踏入社会的起点，他在这里度过了三年的宝贵时光，并在一所私立美术专科学校接受了深造。此次，侦查员们肩负重任，深入挖掘，旨在查明彭祖清在镇江求学期间，是否曾与同学或熟人谈及任何有关“藏宝”的话题。

在镇江之行中，三人循迹探寻，发现那所曾名噪一时的私立美术专科学校自抗战第二年起便已关闭。他们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想要探明，这所学校是否还保留了昔日的师生档案，诸如姓名、住址等详尽信息。在一位资深教育界人士的指引下，侦查员寻至金山寺附近一条静谧的小巷，探访前校长李嘉良的居所。循着线索深入，他们找到了小巷及宅院，然而却得知李嘉良已故多年，家中并无任何关于美专的资料留存。即便如此，侦查员并未气馁，转而设想，校长离世时，或许有旧生前来悼念，他们或许留下了联系方式。经一番查询，果然找到了悼念名册，但名册上仅记录了姓名，并无住址。尽管如此，侦查员仍略感欣慰，有姓名总比一无所知来得强。于是，他将名册上的学生姓名逐一记录，并向公安局寻求协助。在公安局的支持下，他们最终找到了十三位当年的学生，并耗费了一整天时间逐一登门拜访。调查结果显示，确实存在名为彭祖清的学生，但无人提及关于“藏宝”的传闻。侦查员对这一说法的可靠性表示认同，因为其中两位学生曾是彭祖清的室友，与彭祖清的关系更为亲近，若他们都没有听说过此类话题，那么彭祖清确实未曾提及过。

古克山三人马不停蹄地抵达了第二站——无锡。在那里，他们似乎邂逅了前所未有的好运！

彭祖清的故里不在无锡，而是坐落在安徽的安庆府。他的祖父刘必庆，昔日在武学上颇有建树，于清朝咸丰年间荣膺武举人称号。对于武举人而言，若欲攀登更高的峰巅，唯有捐资谋官或精进武艺，同时亦需深研兵法，备考笔试，并瞄准那每三年一度的武进士试。然而，刘老先生的心愿究竟如何，今已难以追溯。但事实终将证明，无论其计划如何周密，最终皆成泡影。太平军迅速席卷江苏。至于刘老先生是被迫还是自愿投效忠王李秀成，这一点无从得知。但无论如何，他最终成为了这位将领的部将。太平天国运动落幕之后，刘老先生选择隐退江湖，历经磨难，最终在太湖一隅的无名小岛上改姓隐居。自此，刘必庆化名彭明德，待风波平息，方才迁至无锡城定居，创业立家，娶妻生子，从而孕育了彭祖清的父亲彭晰怡，以及刘氏转变为彭氏后的第三代，即后来的“中统”特务彭祖清。

几位与彭家毗邻的长者透露，民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的是那位曾参加过武举的彭家老先生，在“长毛”势力败退至太湖之际，携带着几箱价值连城的珍宝，其珍贵程度难以用言语形容。尽管侦查员们推测此事或许与寻宝传闻有所关联，但这一切仍不过是传说。他们历经艰辛，跋山涉水，从湖南远道而来至江苏，目的并非是为了搜集民间故事，而是为了探寻确凿无疑的证据。

他断然否认曾有过资金投入，声称所有资金均由彭老板独立承担。他之所以被牵扯其中，不过是因为利用了他的名声作为掩护。毕竟，宁家与陈果夫、陈立夫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纱厂借此名义，便能避免来自各方的干扰。当然，宁民焘的名誉并非无价之宝，彭老板每月都会如约支付他两百大洋，而在重要的节日庆典，还会额外赠送一些礼品。

彭晰怡投资建厂的资本来源，如同谜团般扑朔迷离。然而，追寻的线索在此戛然而止：彭老板已驾鹤西归，而纱厂那位会计科长汪北，也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不幸因病辞世。除了他们二人，纱厂中再无人能确切道出那笔启动资金的来龙去脉。

经过一番慎重思考，三位侦查员达成共识，决定锲而不舍，对这一线索进行深入挖掘。就在关键时刻，派出所的民警突然揭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新信息。这突如其来的线索，犹如一线曙光，让古克山三人眼前豁然开朗。然而，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他们遭遇了众多棘手难题，决策也因此陷入了举棋不定的境地。在走投无路之际，他们不得不向专案组长任桂福紧急发送了加急电报。而这条线索，正是——

在抗战胜利的次年春光里，即1946年三月的开端，彭晰怡因负责将抗战初期迁往重庆的纱厂迁回无锡，连续数日劳碌奔波，不幸突发脑溢血。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进行抢救，终究未能抵挡住病魔的侵袭，遗憾地与世长辞。彭晰怡育有两子，彭祖清为次子，其上有长子彭祖福，彼时在南京担任教育工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彭祖福急忙启程，前往重庆料理丧事。彭祖福在重庆妥善处理完所有后事之后，随即携带灵柩返回故乡，将父亲安葬于故土。而身在长沙的次子彭祖清，并未前往重庆参与丧礼，他直接返回无锡家中，一进门便开始筹备迎灵的各项事宜。

他解除了先前由族长聘请的僧侣、道士与工匠的职务，并明确表示将亲自料理此事。彭氏家族对此议论纷纷，亲朋好友亦对这一举动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在这件事上，彭祖清掌握了最终的表决权和决策权，故而旁人只得静观其变，耐心等待他接下来的举动。

彭祖清的举动令人称奇。他舍弃了僧侣、道士及本地手艺人，大量购置建筑材料，包括砖瓦、石灰、沙土、纸筋、竹子、芦苇席、麻袋等，甚至不惜采购当时建筑业罕见的“洋灰”和钢筋，以及五百斤糯米。这些材料由船只直接运送到城外的史家湾彭氏墓地，而糯米则被送往碾米厂加工成米粉。见到这一幕的亲朋好友议论纷纷，普遍认为彭祖清似乎有意将父兄的墓修建成一座如堡垒般坚固的构筑物。这样的安葬方式是否真的必要？为何要放弃本地工匠？难道彭老二打算聘请外地技艺高超的工匠来完成这项工程？

正如预期，建材如期而至的那晚，史家湾岸边停泊了三条乌篷船，船上运来了七八位技艺精湛的匠人师傅。随着晨光的初现，他们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们的劳作与一般挖土挖坑截然不同，他们围绕着整个墓地，利用毛竹、芦席以及草包，搭建起一道高达半人高的临时围栏。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临时围栏仅需芦席即可，然而彭祖清独具匠心，在其内侧额外加入了草包。这是因为芦席的缝隙允许外界窥视内部的景象，而草包的加入则将一切遮挡得严严实实。这种做法，加上其独特的设计，立刻让亲友和外界对彭祖清的这一工程产生了浓厚的神秘感。

彭祖清凭借其超凡的举动，不断地为这份神秘氛围增添色彩。在那日，他特地派遣彭府的管家老周购置了两盏油灯以及若干汽油，并将它们送至基地。老周归来后，众人纷纷揣测，匠人师傅意欲在夜深人静之时展开工作。在民间传说中，夜间修墓实属罕见之举。彭祖清的这一行为更是史无前例，他特意安排匠人们在夜幕降临后辛勤劳作，而白天则得以休息。匠人们在用芦苇与草席搭建的墓园中究竟在进行何种神秘作业，无人能够窥见其真相——即便是彭家雇佣的专职守墓人曹阿五及其家人，尽管他们居住在墓园外的两间草屋中，平日负责园地的维护工作，这几日却无需忙碌，甚至不得擅自踏入墓园。然而，曹阿五并未因此获得片刻闲暇，而是遵照彭祖清的命令，在墓园外围进行巡逻，严加防范外人的靠近。

技艺高超的师傅在深邃的氛围中辛勤劳作，连续三日未曾稍作停歇，直至第四日夜幕降临，彭祖清突然下达命令：今夜子时，为逝去的父亲与兄长举行安葬仪式。此刻，曹阿五雇佣的三艘木船已悄然无声地停靠在彭府后门外的河岸。仪式虽简朴，却充满庄重，没有僧侣道士的经文超度，只有亲友们悲痛的哭泣声和焚烧纸钱的烟雾，以此表达对逝者的告别。装载棺木的船只沿着河流缓缓前行，离开城池，抵达史家湾。那里，墓地上的芦席围墙已被拆除，建筑材料也已不见踪影，两个用洋灰铺地、青砖砌成的墓穴已经完工，墓碑巍峨耸立。当夜便完成了安葬仪式，直至晨光初现。当疲惫的亲友们登上船只准备离去时，惊讶地发现，负责将棺木放入墓穴的匠人师傅及其乌篷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彭家长幼兄弟为争夺家传的珍宝，争执不止，直至长子在谜团中离世。长孙彭祖清最终继承了全部家产，他假借料理丧事之机，将这些无价之宝悄悄地埋藏在了墓地幽深之处。

在太湖流域流传的盗墓团伙中，一则传闻勾起了他们贪婪的欲望，暗中密谋对彭氏墓地展开盗掘。1948年春分那天，正值月色朦胧、狂风肆虐的夜晚，四名盗贼悄无声息地潜入墓地，却未曾料到被守墓人曹阿五识破。曹阿五出身于世代猎户之家，面对此情此景，他立刻瞄准盗贼扣动扳机。铁砂弹如同暴雨般倾盆而下，盗贼们无一幸免，身受重伤，慌不择路地逃窜，从此在脸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疤痕。江湖中自此传颂曹阿五的英勇事迹，彭氏墓地也从此无人敢再觊觎。

古克山、仇一铁、黄金道三人接到派出所转来的线索后，即刻火速前往史家湾，对彭氏墓地进行了细致的现场勘查，并与曹阿五展开了深入的交谈。经过一番详尽的了解，他们确认派出所民警所述情况大致属实。原来，在彭老爷子和彭老大墓园的建设过程中，曹阿五严格遵循彭祖清的指令，禁止任何外人踏入临时围墙之内，且坚守岗位，轮班巡逻，严防外人窥探。侦查员们认为，仅这一行为本身便足以引起怀疑，于是决定顺着这条线索进一步深入调查。尽管思路看似清晰，但实际操作却充满了重重挑战，毕竟无人亲眼目睹彭祖清在墓地中埋藏财宝。

经过反复深入的探讨，三位侦查员最终得出结论：解开这一谜团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古墓进行深入挖掘，以期探寻真相；二是回溯历史，寻找当年参与古墓施工的工匠，从中搜集线索。显然，挖掘古墓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手段，一旦墓穴被打开，其中的珍宝是否藏匿其中，答案即刻显现。然而，选择第二条路径不仅难度极高，其可行性也尚未得到证实。因此，古克山的三人团队更倾向于采取挖掘古墓的策略。然而，由于经费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他们尚未作出最终决定，必须等待专案组长任桂福的最终裁决。于是，他们联名向长沙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

接到电报的讯息后，任桂福对古克山等人所遭遇的困境一无所悉，即刻回电探询详情。按常理，此类信息本应通过电话直接明了地传达，然而在那个时代，长途通话的便捷程度远不及今日，往往需要耗费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才能艰难地接通，而且在通话过程中，随时存在中断的可能。因此，双方不得不依赖电报进行沟通，而每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的珍贵程度，竟高达三百元（以旧币计算）。古克山等三人紧急在无锡起草文件之际，对高昂的费用感到痛心疾首。直至任桂福最终弄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他立刻启程前往。

目前，我们尚无深入挖掘该墓穴的打算，而是计划追寻并探寻当年负责建造此墓的工匠，对他们进行详尽的调查。

至无锡头店咨询。

荐头店，亦即今日我们所熟知的职业介绍所，其业务旨在向公众提供丰富多样的职业信息，并以此换取相应的服务费用。经过半日的辛劳奔波，侦查员在走访了第四家荐头店后，终于迎来了重大突破。原来，彭祖清正是通过这家名为“四海荐头店”的小型店面，成功联络到了位于浙江绍兴上虞的匠人师傅。这家荐头店完好地保存了五年前的账单，账单中详细记载了那群匠人首领吴世大的住址，他居住在上虞县汤浦乡一个名叫“汤家埭”的小村落。

我们继续前行，目标锁定在上虞。侦查员抵达目的地后，得知吴世大已非汤家埭的居民，他因涉嫌“一贯道”案件，已被绍兴市公安局拘捕。侦查员迅速返回绍兴，直奔看守所审讯吴世大。尽管长途跋涉，身心疲惫，但最终的结果却让人倍感失望。吴世大透露，五年前，他确实承接了一项工程，负责为彭祖清的父兄办理丧事。在往昔，那些穿梭于市井的工匠师傅，被称作“吃百家饭的”，凭借多年的江湖经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当他们抵达墓地，目睹堆积如山的建筑材料，并听闻彭祖清指示要在墓地四周搭建临时围墙，便立刻意识到这家人非同寻常，必定藏有丰厚的陪葬品。吴世大心中暗自窃喜，以为这次工程能赚得一笔可观的利润。然而，他的喜悦很快便化为泡影。围墙搭建完成后，彭祖清向他们交代了施工细节，吴世大发现这项工程除了材料讲究外，并无其他特殊之处，这让他感到困惑。但他不便多问，只能默默执行。三天后工程完工，剩余材料不少，彭祖清让供应商将材料装船退货。下葬那晚，吴世大等人再次出力，他们细心观察，但发现棺材重量与平常无异，这说明其中并无金银财宝。

“主人，究竟出了什么状况？难道我们不是约定完成使命后应获得一百银元的酬劳吗？”

彭祖清有何高见？他未开口言谈，却以手势指向了一位身穿深色长袍的老者：“请马先生为我们作详尽的讲解。”

变化无常，计划易改。

彭祖清原打算趁此良机，一并将自己的寿穴建造起来。为了此事，他特意邀请了无锡的一位风水大师，共同挑选了最为吉利的穴位。随后，他购置了建造所需的各种建材，并下定决心要精心筹划并完成这一宏伟工程。在墓地周围，他遵照风水大师的指导，用芦席和草包搭建起了临时的防护围栏；同时，大师还向负责看护坟墓的曹阿五询问了他的生辰八字，发现与逝者的八字相冲，因此建议在下葬之前，不宜踏入墓地一步。

在彭祖清延请吴世大等工匠的同日，店主老钱便向其推介了声名远扬的常熟马先生。马先生在苏南地区被誉为风水宗师，尤其在挑选墓地、尤其是寻找寿穴方面，其见解独到且颇受推崇。彭先生若能邀请马先生实地勘察，自是再好不过，马先生恰好近期便居于无锡。于是，彭祖清便托付老钱邀请马先生，经过一番深入交流，彭祖清对马先生的风水造诣深感钦佩，遂即刻邀请他前往现场复核。马先生对史家湾墓地进行了细致勘查后，否定了之前的寿穴位置，并断言该地的风水资源已趋枯竭，若彭家再有人选葬于此，恐对彭氏子孙后代的运势带来严重影响。彭祖清深信马先生的判断，遂果断决定放弃寿穴的布局。

寿穴的撤销，使得工匠们当晚便络绎不绝地赶至现场，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彭祖清在调整工程规划时，无奈地将原先规划的三个墓穴缩减为两个。工程顺利完工后，在结算工钱时，自然只得按原价的七折支付。然而，马先生却幽默地笑称，他已额外多付了你们三元多的大洋，这足以彰显东家的仁厚之心。吴世大等工匠听闻此言，心想既然马先生如此赞誉，便不再坚持争执。马先生在苏南地区享有崇高的声誉，普通的土工们都不愿得罪他。一旦他在为东家堪舆风水时提及“不宜请东南方向籍贯的工匠施工”（绍兴位于无锡东南方），他们便无法在这一带继续承接业务。彭祖清心怀不忍，于是又额外拿出十枚银洋作为奖赏。吴世大等人收下钱后，心怀感激地告别，当晚便乘坐乌篷船急速离去。

侦查员听闻吴世大所言，对其陈述的内容并不认为是虚构之谈。为了彻底查明真相，侦查员决定对荐头店主老钱以及马先生进行实地探访和调查核实。于是，任桂福等四人再次踏上苏南的土地，其中两人前往常熟，另两人则抵达无锡，分别向老钱和马先生进行了深入的询问。经过详尽的调查与核实，吴世大的陈述最终得到了确认，确为事实。

在这般状况下，彭祖清在无锡的寻宝踪迹已然中断。转瞬之间，1月29日的钟声即将敲响，春节的脚步声愈发清晰，但案件依然毫无头绪。专案组的成员们心情愈发沉闷，当晚他们齐聚于旅馆，共同商讨接下来的调查路径。依据既定的外调计划，彭祖清在上海期间的潜在藏宝线索尚未彻底搜寻，理应前往上海进行进一步的挖掘。然而，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追踪关键知情者的任务或许会变得更加艰巨，因此，不得不考虑在上海滞留至春节之后。考虑到这一变化可能导致开销激增，不如先返回长沙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待春节过后再重启调查，前往上海继续追查。

然而，随着专案组于1月30日踏上归途，他们未曾料及，长沙传来了一则令人振奋的喜讯……

《月下仕女》真相揭晓

1951年2月3日，专案组重返长沙。四位侦查员踏入办公室，稍作安顿，便打算泡上一杯香浓的茶水以舒喉解渴，这时看守所的刘所长来电，语气中带着亲切：“哎，小任，你总算回来了！”

刘所长紧急召集专案组成员，事由正是完颜彩珠案件。随着颜必开命案的告破，其妻完颜彩珠亦被送至看守所，接受“留置审查”而非刑事拘留。看守所方面未曾预料到，这位女嫌疑人的到来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难题。自她入所以来，便在监室内大声呼喊“冤枉”，无论昼夜，甚至深夜，她的凄厉呼喊声让其他在押人员备受折磨。除了呼喊，她还尝试了自杀，短短半个月内，她已经四次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手段包括用床单结绳自缢、在放风时割脉以及撞击木质栅栏牢门（当时监房门均为粗木制成），这让看守所方面感到极度困扰。刘所长亲自出面与她沟通，进行训诫，但她对此置若罔闻，反复坚称“我冤枉”。根据规定，看守所方面不得干预在押人员的案件，甚至禁止所长本人询问案情。因此，刘所长对完颜彩珠的具体案情一无所知，面对她的喊冤，也无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这种情形下，看守所方面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对完颜彩珠施加戒具；同时，他们与专案组取得联系，恳请他们亲自到看守所处理这一棘手事件。

刘所长立刻拨通了任桂福的通讯工具，却不禁叹息，得知他此刻正身处异地，执行出差任务，整个专案组成员皆未在长沙。至于他们返程的确切日期，即便是专案组的同仁也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随着岁末的日益临近，众多案件纷纷告破，结案入册，看守所内犯人数量大幅减少，获释者众多。女性犯人的数量原本就极为有限，且案件性质普遍较为轻微，她们被捕后，相较男性犯人，展现出更为积极的合作态度。再加上“家中有老少需要照料”等特殊状况，从宽处理的比率相对较高。而被戴上手铐的完颜彩珠，无论是日夜的看管还是日常生活的照料，都离不开其他女犯的协助，人手短缺使得这一任务显得尤为繁重。这令刘所长倍感棘手，他焦虑不安，频繁地给市局打电话，迫切地询问专案组何时能够返回。终于，当任桂福抵达现场时，刘所长立刻迫不及待地要求他立即赶往事发地点。

“此次事件中，羁押的延期已触犯了相关规定。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我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职责。我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并在事后采取切实的措施进行纠正。在此刻，我们应立即采取行动，将她释放。”

在那个年代，此类事件屡见不鲜。对此类情况的处理，最直接的途径便是即刻解散涉事人员。无需启动国家赔偿程序，无需向对方作出解释，甚至无需开口道一声“抱歉”。

一方面，他恳请居委会提供必要的协助以展开安抚工作；另一方面，他对邻里及“大鹏旅馆”的员工重申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原则，并明确要求他们不得对完颜彩珠抱有偏见。同时，对于完颜彩珠释放后的生活规划以及她在旅馆中可能承担的管理职责，亦需进行详尽而全面的阐述。这些任务均需由专案组成员亲自至居委会与旅馆现场进行执行。在向古克山等三位同仁告知情况后，他们均表示愿意在闲暇之余共同参与。任桂福对此表示欢迎，并立即着手行动。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次看似普通的“探访之旅”，竟会成为揭开“宝藏”谜团的关键一环！

在四位侦查员中，任桂福与黄金道肩负重任，深入居委会展开细致的调查工作。与此同时，古克山与仇一铁则转战“大鹏旅馆”，开始了他们的探寻之旅。正是在这家旅馆，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捕捉到了至关重要的线索。回顾这一偶然的发现，两人不禁对这种巧合感到惊讶，更令他们困惑的是，他们之前也曾与这件物品有过一面之缘，却未曾意识到其重要性。那件物品便是悬挂在“大鹏旅馆”入口处服务台墙上的《月下仕女》画作。这幅水墨彩绘国画技艺精湛，细腻地勾勒出一位身着古装、手执罗扇的美女形象，她静坐在庭院一角的藤椅上沉思，头顶一轮明月高悬。尽管画技专业，但仔细观察之下，不难发现这幅画作虽由画匠精心制作，却缺少画家笔下人物的生动神采与景物的鲜活气息。画作本身与案件并无直接关联，然而，关键之处在于其落款：洛君为纪念大鹏旅馆，特在已丑年仲秋时节挥毫泼墨。

古克山与仇一铁的视线不期而同地汇聚于落款处，思维瞬间陷入短暂的凝滞，随即交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古克山随即中止了与账房先生的对话，手指向一旁闲置的客房，轻轻启唇，示意仇一铁跟随他进入。房门紧闭，交谈声降至私密的空间，两人心中各有感触：己丑年所指，正是两年前的1949年，而仲秋时节理应在九月下旬。画作的作者洛君，正是彭祖清平日作画时所用笔名之一。据此推断，彭祖清在两年前九月前便已与颜必开或完颜彩珠有所接触。然而，颜必开与完颜彩珠均坚称，完颜彩珠是在去年春夏之交与彭祖清相识并发展成情侣，而颜必开则断然否认自己与彭祖清有任何交集。即便将时间追溯到两年前或去年，彭祖清作为夫妻关系中的关键人物，不可能对时间有误记。这暗示着他们有意隐瞒真相，而这谎言背后必定隐藏着至关重要的秘密。

此刻，任桂福、黄金道以及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同抵达。古克山与仇一铁引领他们步入室内，经过一番详尽的阐述，两位均表示认同。鉴于当前形势，关于释放完颜彩珠的议题暂且放一放，我们应优先考虑将墙上的《月下仕女》取下，作为证明。待这幅画作到手，我们即刻动身前往看守所。

在行进途中，侦查人员经过简短讨论，普遍认为女方可能更容易突破心理防线。于是，他们决定首先对完颜彩珠进行审讯。果然，仅用半小时的巧妙心理攻势，她的心理防线便迅速瓦解，她不得不对案件的真相如实招供。随着妻子的供述，对丈夫颜必开的审讯也变得轻松许多。不久，颜必开也相继供述，案件的真相终于逐渐清晰，真相大白。

一方面，颜必开竟意外地积累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那两位技艺高超的工匠却不幸遭遇了接踵而至的不幸。

往昔的那家客栈，为了满足客人的饮食需求，其厨房的规模颇为宽敞。然而，颜必开所规划的旅馆却不再计划提供餐饮服务。因此，他觉得那宽敞的厨房变得不再必要，于是将厨房面积削减了一半，其中一半仍旧作为厨房使用，另一半则被改造成了储藏室。原先的厨房结构采用平房式设计。在改造之后，厨房依旧保留了平房的外观，但储藏室则需升级为两层楼的结构。在考虑成本的同时，颜必开也坚决不想对屋顶进行改动，于是决定向下挖掘约一人的深度。正是这次挖掘，让颜必开的财运如泉涌般涌动。当两名工匠挖掘至约两米深时，在一旁监督的颜必开认为足够了，然而就在一名工匠完成最后一锹挖掘时，却意外触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颜必开下令继续挖掘，最终发现了一个覆盖着石板的大缸，缸中装满了金锭和银条。经过清点，共有五十枚二十两重的金锭，总价值千金；一百二十块百两银条，总价值一万二千金；此外，还有四十二件黄金和珠宝首饰。在清点完毕后，颜必开毫不犹豫地拿起铁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害了两名工匠，并将尸体就地掩埋。

颜必开智计纵横，按常理推断，此事件理应瞒过完颜彩珠。然而，就在她筹备晚宴接待工匠之时，目睹了不幸的真相，她震惊不已，心乱如麻。在那个年代，颜必开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干脆向完颜彩珠坦白了自己的匪帮身份，直言不讳地表示：“既然你已经亲眼目睹了一切，无论是我的成就还是他们的悲哀，皆是天意使然。若想与我共享富贵，只需牢记‘谨言慎行’四字。你能做到吗？”完颜彩珠连忙点头，急切得像鸡啄米一般。颜必开继续说道：“待旅馆开业之际，你我正式结为夫妻，这笔财富将属于我们的家庭。我百年之后，一切都将留给你；但若你违背我的意愿，那两个工匠的遭遇就是你的前车之鉴！我杀人无数，对生命视同草芥，你懂了吗？”完颜彩珠立刻跪地，向天发誓，决不再提起此事。

颜必开特地定制了四只双层白铜箱，亲自将它们带回。他在箱子的夹层内填充了生石灰，然后谨慎地将金银财宝一一存放其中，并严密封闭。随后，他在库房的一隅亲手挖掘了一个更为隐蔽的坑洞，四周及底部均铺设了青砖，将箱子稳妥地安置其内，覆盖以石板，最终用泥土掩盖。鉴于“大鹏旅馆”的生意颇佳，且颜必开手中尚存一些昔日作恶时积攒的赃款赃物，他和完颜彩珠都格外谨慎，不敢轻易挥霍，因此这些金银财宝始终未被启用。

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深秋的1949年已经来临，世态炎凉。在这段日子里，完颜彩珠遵从丈夫的嘱托，前往画店定购《月下仕女》图，意外邂逅了彭祖清。画作未完成之际，他们已暗生情愫，坠入爱河。出身风尘的完颜彩珠，在男性交往上，向来游刃有余，笑语轻扬，不留痕迹。即便嫁作颜必开之妻，内心深处也未曾付出真情。然而，自从遇见彭祖清，她对他的感情逐渐加深，浓烈至极，无所不谈。直至此时，颜必开往日的死亡威胁也无法再对她构成任何威胁。1950年春末的一个日子，完颜彩珠终于向彭祖清揭露了“大鹏旅馆”中藏宝的秘密。然而，她的想法当时显得莫测高深，或许她并未深思熟虑。对于丈夫过去的惯匪生涯，以及发现财宝现场残忍杀害两名工匠的罪行，她始终闭口不言，守口如瓶。

彭祖清在实施该计划的过程中，面临了重重难关，但这些困难并非源于如何从颜必开那里夺取宝藏。他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只需将新型特工装备巧妙地植入颜必开的茶壶或酒杯之中，便能使其陷入沉睡，长达三昼夜，且在醒来后的三天内无法动弹。在这段时间内，彭祖清有足够的时间盗走宝藏，并与完颜彩珠一同远走他乡。至于成功偷渡的问题，亦非难以克服。根据潜伏特务案的审判结果，彭祖清至少掌握了两条从广东偷渡的秘密通道，这是特务组织赋予他的应急措施，他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然而，真正的难题在于彭祖清的特工身份。如果他选择与完颜彩珠私奔海外，那就等于“擅离职守”，在战时等同于临阵脱逃，将遭受严厉的惩罚。因此，推测彭祖清之所以迟迟未采取行动，是在深思熟虑，力求避开台湾特务机关的追责。

彭祖清的踌躇不定，对完颜彩珠而言，宛如一场无尽折磨。她早年身为妓女的经历，让她对人，尤其是男性，始终保持着一种深切的警觉。她忧虑彭祖清可能会反悔，甚至推测他或许动了贪财害命的邪念，意图对她和颜必开下手，独占那笔巨大家产。完颜彩珠非耐心之人，虽然在与嫖客周旋时她表现得游刃有余，但在其他需要静心等待的时刻，她常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她终日焦虑不安，夜不能寐。颜必开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异常，便追问原因。完颜彩珠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搪塞，但颜必开却坚信不疑，随即依照家规家法进行了处置。面对出身惯匪的丈夫的严苛家法，完颜彩珠心生恐惧，终于无法再忍，只得如实招供。

颜必开闻悉完颜彩珠将藏宝秘密告知了彭祖清，怒不可遏地说：“我曾告知你我的旧事，提及当年洞庭湖上那闻名的‘一刀切’，谁人不知？若是往昔，不论日伪时期还是国民党年代，我对你这等人物，只需一个字——杀！如今时运不济，遇上了共产党掌权，若我除掉你这贱人，便无法自保，这也是命，暂且保留你的性命。只是这批金银财宝难以转移，旅馆厨房每日都在使用，若关闭旅馆，那些伙计们便要失业，政府与我们商家有约法三章，这便是违背了‘不得让职工失业’的规定，政府可能会因此找麻烦。无奈之下，只得认命——暂时维持现状。”

自那日之后，颜必开便将此事视为心头的沉重负担。这不仅是因为地下深处可能蕴藏着无价的金银财宝，更因此事牵连着一宗关乎两条人命的重大案件。那两位工匠的遗体，至今仍静静地躺在被改建为库房的地底深处。若追根溯源，此事还与颜必开无意间向完颜彩珠透露的“一刀切”湖匪身份有关。因此，颜必开不得不绞尽脑汁，寻求一个万全之策，以破解这堆错综复杂的难题。经过深思熟虑，他忽然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首先，地下设施的搬迁势在必行，这一举措迫在眉睫。尽管此举不可避免地导致旅馆需暂时停业，但我们亟需寻找到一个既合理又能避开政府注意的借口。颜必开巧妙地提出了一项计划——与账房先生及两位资深伙计商议，计划对旅馆进行翻新装修，并亲自邀请营造业专家现场指导，绘制设计图纸。对外界，他更是巧妙地散布了旅馆即将装修的消息，并承诺在停工期间，将全额支付所有员工的休假薪资。颜必开还亲自前往区政府，就相关政策进行了详尽的咨询，以确保万无一失，避免任何意外的发生。

自此，完颜彩珠奉命与彭祖清在酒店暗中会晤。原计划是揭露此事，却不料纵容彭祖清得以逃脱。继而，一场苦肉之计上演，我们对完颜彩珠施以所谓的“家法”，将他们的私情暴露于众。这恰是颜必开精心布下的陷阱：待他将所有地下秘密妥善转移，即便彭祖清散播“大鹏旅馆”藏有宝藏的消息，在政府调查之际，颜必开仍能利用情敌之间的纷争，为自己洗清嫌疑。若您对此仍有疑虑，不妨深入探究，但最终恐怕只会白费心机。

一旦计谋付诸实践，颜必开的心情虽有所平复，但神色依旧略显紧张。不料，紧接着发生的事变却出乎他的意料。在他忙着挑选建材、寻找施工人员之时，彭祖清的潜伏特务身份竟然意外地被揭露，此人被捕入狱，被囚禁在看守所之中。颜必开一时惊愕，稍作冷静后，只能寄望于彭祖清是“中统”的老牌特务，期盼他在公安的审讯中能够严守秘密，对藏宝之事绝口不提。

在经过周密的思考与考量之后，颜必开毅然选择了遵照原有的计划推进旅馆的装修工程。但这一决策的推迟，无疑给他的规划增添了变数。近日，工商与税务部门联合发布了一项新规定：为对私营企业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并筹备即将到来的税收改革，自即日起，全市范围内的私营工厂与商家均被禁止进行房屋改造、设施升级或产品调整。而对于那些已经启动的项目，则不受此禁令的约束，可以照常推进。颜必开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难免沉重，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并静待形势的进一步明朗，届时再做相应的调整。

翌日，市中即将举行一场公开审判盛典，届时，众多反革命分子将面临极刑的审判。彭祖清恐怕难以幸免，将陷入这场劫难之中。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颜必开毅然决定次日亲自前往刑场。这并非如同普通民众那样，仅仅是出于对处决人犯的好奇而凑热闹、探个究竟。他亲身参与的“一刀切”已屡见不鲜，好奇心早已被消磨殆尽。他前往刑场，首先是为了亲眼目睹彭祖清的枪决，从而彻底卸下心中的重负；其次，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对彭祖清保守秘密的藏宝之事，他亦将其看作一种临别的寄托。

不料，在命悬一线之际，彭祖清高声呼喊“藏宝”。身为苏州人的完颜彩珠，与颜必开相识相伴已有十余载，对江南口音颇为熟悉。彼时，他与彭祖清相距不过七八米，立刻捕捉到了他的暗示。颜必开眼见彭祖清死刑得以暂缓，被送往医院救治，心中不由得涌起一阵失落。关于随后的追踪和那夜潜入医院的作案经过，前文已有详述，此处便不再赘述。彭祖清遇害后，颜必开向完颜彩珠透露了这一消息，并叮嘱她若公安怀疑到她，应如何妥善应对。完颜彩珠按计行事，而颜必开则向专案组坦白，因为他的脚印和指纹已成为了致人死亡的铁证。这位作案无数的老惯犯，此前竟未曾料到警方能够凭借这些手段破案，尤其对指纹提取技术的精准度，更是感到震惊。至于库房地下的秘密，颜必开自然无需多言，他心中所想，与完颜彩珠相伴多年，那些金银财宝就让她享用吧。然而，他精心编织的谎言在时间上留下了破绽，被侦查员从《月下仕女》图中识破，完颜彩珠不得不交代，他的良苦用心终究成了一场空。

随着夜幕缓缓降临，讯问阶段宣告结束，专案组即刻向领导进行了详尽的汇报，并急切地请求立即增派警力至“大鹏旅馆”，以迅速展开赃物追缴和工匠遗骸的挖掘工作。长沙市公安局在接到指令后迅速作出反应，立刻派遣了十名警员以及公安大队两个班的战士奔赴现场。在颜必开与完颜彩珠夫妇被押解到现场并精确指出遗骸位置后，挖掘工作随即展开。经过一番辛勤劳作，他们成功地将埋藏于地下的金银财宝挖掘出土，同时，也发现了被颜必开残忍杀害的两位工匠的遗体。

经权威专家鉴定，这些金银器物确系明代晚期所铸。据推测，它们极有可能是在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攻陷长沙之际，由一位显赫的富豪在逃难途中秘密藏匿。然而，不幸的是，这位藏宝者在逃亡途中遭遇了意外，导致这一宝藏之事成为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谜团。直至三百多年后的今日，颜必开偶然间揭开了这一谜团。

三个月光阴逝去，颜必开终被判处极刑，其行刑方式为枪决；而完颜彩珠，因犯下包庇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