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员讲述：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一言不发的原因

“我犯下了错误，对于春桥的文章，我未能洞察其要害，仅仅浏览了一遍，便将其关于经验主义问题的论述忽略了。此外，我还必须承认，对于张春桥，我们过去确实存在认识不足、了解不够的情况。”

此刻，张春桥竟不待毛泽东主席话语落定，便插言道：“我们相识，是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柯庆施同志为我引见的。”

这史无前例。

在以往会议中，除彭德怀外，无人敢于打断毛泽东的发言。张春桥此举，一方面反映出他对毛泽东对自己态度的自信，另一方面亦暴露出他当时的傲慢与无礼。

197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一号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之职。次年，即1976年，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一号文件，决定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此举引起了“四人帮”的强烈不满。

1976年2月3日，张春桥对于这两份中央文件发表评论道：“这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我们曾发布过一份‘一号文件’。看来，得志便愈发猖狂。来得迅猛，去得也迅速。”在此，张春桥还引用了一首古诗，以抒发其不满之情：“爆竹声中旧岁去，东风送暖饮屠苏。千家万户迎新春，换去旧符换新符。”

毛泽东与林彪在文革。

张春桥、江青在中央全会

张春桥庭审中未发言。

王文正，一位山东荣成出身的男性，于1922年降临人世。他在1938年3月毅然投身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胶东八路军的前身），直接参与了抗日自卫团总部藏村分团的工作。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会，并于1940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王文正担任了荣成县抗日民主政府藏村乡乡长，同时兼任抗日自卫团团长。1941年，他在胶东区第一次行政代表会议上荣获“模范乡长”的荣誉称号。同年11月，他被调至崂山、滕家区，担任区长一职，并兼任八路军地方部队区中队长。1943年，王文正又调任胶东行政公署秘书处，担任调查研究员和秘书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胶东区党委工作队的队长，并兼任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胶东行政公署民政处科长，代理处长一职，主持日常行政工作。

1980年，我荣幸地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律审判员。次年，我肩负重任，担任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负责审判“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此期间，我与沈国凡先生携手合作，共同创作了《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共和国大审判——特别法庭内外纪实》、《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以及《1965年后的彭德怀》等作品，这些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

在法庭之上，张春桥为何自始至终未曾开口发言？

这个谜题不仅令众多中国人感到困惑，也让众多外国记者与友人难以破解。

诸多外籍记者在评论中提及，此人为一位不愿应答任何质询、亦不愿为自己进行辩解之人。

然而，身为当年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一名审判员，我却坚信，那是一个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的个体。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缄默，至少彰显了他深信自己的过往行径难以赢得全国人民的宽恕。

实际上，在最初对他实施隔离审查的阶段，张春桥的态度并非如此，他依旧敢于畅所欲言。为此，他曾致信叶剑英元帅，倾诉自己的心路历程与思想感悟。

张春桥受宠

1958年夏日，毛泽东于北戴河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携一人士拜访毛泽东。此人正是张春桥。彼时，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并兼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1959年1月，张春桥荣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同时继续担任柯庆施同志的专职政治秘书。自1963年起，他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一职。继之，从1965年开始，张春桥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自1958年起，张春桥便撰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论文。

毛泽东阅读此文后，兴趣盎然，遂批示于《人民日报》予以刊登。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的全文，并附上了编者按语：“张春桥同志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的第六期，现予以转载，旨在供广大同志们深入探讨。鉴于其关乎当前的重要议题，讨论此问题显得尤为必要。我们认同张文的基本观点，但同时也注意到其中存在的某些偏颇，即在历史进程的解释上略显不足。然而，文章提出的议题引人深思。内容平易近人，阅读起来十分流畅。”

我后来方知，那篇编者按竟出自毛泽东主席亲笔。这份珍贵的学习资料，我至今仍妥善保管。显而易见，毛泽东主席当时对张春桥所提出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一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个人以为，张春桥所提出的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亦与1958年“大跃进”时期推行“左”倾思想的需求密切相关。

1965年，张春桥与姚文元等人联合撰写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再度赢得了毛泽东主席的青睐。翌年，中央组建了《五一六通知》文件的起草小组，毛泽东主席特意指定张春桥参与其中，并委托他负责对文稿进行润色修改，随后直接呈送其审阅。

自中央文革小组正式组建，张春桥便担纲副组长一职，与江青并肩而立。此后，他相继被任命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等关键岗位。

1966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主席73华诞。25日这一天，他亲切地邀请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几位成员，共聚一堂，于家中欢庆其寿辰。

“上海的局势正充满生机，工人阶级、学生群体以及机关干部纷纷觉醒，是时候打破那‘内外有别’的束缚了。”

毛为何说此言？

昔日，在1966年11月11日的夜晚，张春桥自北京返抵上海，他力挺由王洪文等人主导的上海“工总司”作为革命的合法机构。他视因北上上告引发的“安亭事件”为一场革命性的行动。

1966年1月9日，王洪文等人组建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发布了“宣言”，对上海市委进行诬陷。次日，王洪文等人煽动众多对真相一无所知的民众，以进京“控告市委”为名，冲击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北上。在安亭遭到阻拦后，他们继续拦截列车，导致沪宁铁路中断长达31个小时，引发了民众的广泛不满，造成了所谓的“安亭事件”。至30日，张春桥又支持红卫兵及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围攻《解放日报》社，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上海引起轰动的“《解放日报》事件”。自11月29日起，王洪文等人领导的造反派开始调动力量，对上海的《解放日报》进行了围攻和冲击，阻挠报纸的正常发行，并大肆进行打、砸、抢等破坏活动。

我目睹了该事件。

我国高级法院与《解放日报》社相隔仅数百度之遥。当时，我们机关尚未遭受权力剥夺，我们仍享有行动自由。于是，我便前往现场一睹“盛况”。只见大街上人头攒动，人潮汹涌，连绵数日未能目睹这份报纸的踪影。

我心中涌起一股怒火，这繁华的上海，怎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混乱不堪！

与此同时，张春桥指使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徐景贤与朱永嘉等人，暗中策划一场“内部风波”。12月18日，徐景贤，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携手朱永嘉、王承龙等同事以及部分市委成员，发动了一场针对市委的反动行动。他们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夺取了市委的领导权，并对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干部进行了批斗，从而制造了所谓的“后院起火事件”。

此刻，我国法院系统内的造反派正陷入激烈的“内斗”，对像我这样的干部阶层暂且无力顾及“管控”，我便趁机返回了家中。稍作休憩之后，耳畔便传来了街头的喧哗声。我出门一瞧，发现众多人正朝着陕西路的文化广场聚集。

漫步至文化广场，我注意到位于最西北角的大门敞开未闭，便径直步入其中，无人过问。步入广场，我站在后排，无法辨认发言者的面容。当时对徐景贤、朱永嘉二人并无了解，只能听见有关批判市委领导、号召反抗的言论。由于会场嘈杂，秩序混乱，我遂决定返回家中。事后方知，那是一场由徐景贤、朱永嘉等人策划的反市委集会。自此，上海陷入一片动荡。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海逐渐地被“四人帮”控制，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上海的权力到手之后，他们又提出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策略。

然而，为何在张舂桥的法庭审理中，这三件事情未被提及？

另有原因。

在预审阶段，针对张春桥所涉及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以及“后院起火”三起事件，当时社会上存在诸多争议。一部分人主张，鉴于这三起事件均为张春桥亲自策划并力挺，理应将其责任归咎于他，并对他提起公诉。然而，另有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尽管这三起事件均为张春桥操控，但事后毛泽东对其表示了支持。

属工作失误，不宜公诉。

我当时的立场倾向于前者。1980年7月，正值我前往北京秦城监狱参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预审之际，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将“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以及“后院起火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表示认同。

当前，两种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各方纷纷从法律层面阐述己见，双方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众人的观点逐渐聚焦于一点，即鉴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背景，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曾明确表示，任何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与同意下发生的事件，均不得对相关被告定罪。

投身预审工作以来，我逐步认识到，毛泽东主席对这三件事均持支持态度。遵循这一原则，我们最终决定不对张春桥提起公诉。尽管我起初对此感到困惑，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遵从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确立的原则。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探究，国家公安部与特别检察厅均未将这三件事列为张春桥的犯罪事实，提出起诉。

张春桥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改朝换代”。

1975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一项关于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在2月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毛主席明确指出：“列宁为何强调对资产阶级实施专政，这一点必须弄明白。若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将可能导致修正主义的倾向。务必让全国人民都了解这一点。”

毛泽东在论及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时，特别指示：“张春桥应撰写文章。”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所著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于全国各大报刊全文刊登或转载，并作为单行本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在这篇文章中，张春桥提出了一种颇具争议且后来被不少人在演讲或撰写文章时频繁引用的“观点”——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文章中，张春桥的诸多观点显得过于偏颇，他过分强调“专政”而忽视“民主”。与此同时，姚文元亦挥毫泼墨，撰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姚二人的文章均大力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进而呼吁抵制经验主义。

文章一经发表，全国范围内便开始纷纷效仿学习，似乎事情至此便已圆满落幕。然而，邓小平独具慧眼，洞察到了张春桥文章中隐藏的瑕疵。他随即向毛泽东主席请教，针对文章中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深入探讨。

邓小平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与鼎力支持。据此，毛泽东亲自批示，要求政治局对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对江青集团所提出的“反经验主义”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在京城举行的政治局委员会议——这标志着毛泽东政治生涯中亲自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尽管心系国家且身患重病，周恩来总理也特地从医院赶到现场参加。

“我犯了错误，未能察觉春桥的文章，仅匆匆一阅，便忽视了其中关于经验主义的讨论。此外，关于张春桥，我们过去确实缺乏了解。”

此刻，张春桥竟不待毛泽东主席话语落地，便打断道：“我们相识，那是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是柯庆施同志引见的。”

这是史无前例的。

在过往的会议中，除彭德怀外，无人敢于打断毛泽东的发言。张春桥敢于此举，一则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对其态度的深刻了解，二则亦彰显了他当时的傲慢无礼。

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态度，加之起初对张春桥的某种信任，令张春桥坚信，文化大革命正是“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在1967年至1975年期间，张春桥多次宣扬，“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运动。

197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份至关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次年，即1976年，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一号文件”，宣布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一职。然而，这一举措却引发了“四人帮”的强烈不满。

在1976年2月3日，张春桥就这两份中央文件发表评论道：“这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我们也曾发布过一份‘一号文件’。如今，他们越发猖狂，来得迅猛，去得也迅速。”在此，张春桥引用了一首古诗，用以抒发其心中的不快：“爆竹声中，岁末已除；东风送暖，屠苏酒香。千家万户沐浴在朝阳之中，总是以新桃换去旧符。”

张春桥沉默。

1980年11月27日，在首次审判庭上，审判员王战平向张春桥提问：“1967年9月、1968年3月以及1975年11月，您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运动，这是否属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法庭宣读了证词。

在庄严的法庭之上，四人帮成员依次接受审判，自左至右依次为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与江青。

在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中，徐景贤提及，1967年9月，张春桥于上海康平路小礼堂会晤“工总司”全体委员时，曾言“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改朝换代”。张春桥进一步表示：“今日之我，除了徐景贤之外，未见有旧市委成员存世，这才真正体现了‘改朝换代’的景象。”马天水在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中指出，在与张春桥的对话中，对方曾批评某些人“全然不知文化大革命实则是一场改朝换代”。

法庭传唤了前上海市委常委及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黄涛透露，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钓鱼台邀请他进行谈话，当时张春桥曾言：“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改朝换代。”

正是出于此目的，张春桥开始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大规模迫害。

法庭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一事进行调查。审判员问张春桥，他始终不语。

法庭逐字宣读并展示蒯大富于1970年12月在审查“五一六”事件期间所撰写的交代提纲，其中记录了“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的一间小屋内被召见，并受到反对刘少奇的指令。紧接着的12月25日，发动了对刘少奇的猛烈反击。”随后，法庭继续宣读并投影蒯大富于1971年1月15日致清华大学党委的一封信件，信中提到：“春桥同志号召我们与刘少奇斗争到底。”此外，法庭还朗诵了1967年1月1日《井冈山》报第五版上《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井冈山兵团12月25日大行动》一文的核心段落。

法庭传唤蒯大富。

蒯大富证言：

1966年，大约是12月18日，接到电话，我到中南海西门，张春桥对警卫说是我找他来的，让他进来吧。在西门内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在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我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就是要我们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刘邓搞臭。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北京城里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撤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这场所谓的“12・25”大行动，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时张春桥扮演了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

正是从“改朝换代”的思路出发，张春桥不但积极参加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迫害，还想方设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

原上海警备区师级干部徐海涛，在张春桥等人的夺权行动之后，曾执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的要职。鉴于其为人“忠诚”，张春桥便趁自己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便，将他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担任领导。于是，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当天，上海的一批残余势力便纷纷试图与他取得联系，以探询北京的最新动态。

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会泳，因其对“四人帮”的忠诚不渝，深得张春桥与王洪文的青睐，因而被有意调至文化部任职。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正式任命为文化部部长。在“四人帮”被粉碎的翌日，上海残余势力便与其取得联系，意图探询北京所发生的一切。

张春桥及其同伙为追求个人政治利益，不惜违背党的根本原则，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恶劣行径。他们不顾能力与资格，将一些根本不具备胜任工作条件的亲信，安插至关键部门，担任领导要职，以此助长“四人帮”的势力，为其上台铺路。

若徐海涛、于会泳进京执掌要职尚与其专业与才能有所关联，那么周宏宝的京调，则实属风马牛不相及。周宏宝，身为沪上中共十届中央委员及上海民兵指挥部要员，众口皆碑，谓其在“文革”期间，除却打、砸、抢，别无他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张春桥、王洪文竟将其调入京城，委以教育部要职之一。

祝家耀与张国权同属沪上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及候补委员。张春桥对他们忠心不二，因此将他们调任公安部及第六机械工业部的重要领导岗位。“四人帮”覆灭的消息，正是由当年在公安部的祝家耀率先传达至上海的“四人帮”残余势力。

1980年8月，经公安部严格预审，张春桥被认定犯有滥用职权，安插亲信以图实现“改朝换代”的严重罪行。

然而，当全国民众最终目睹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出的刑事判决书时，其中张春桥个人所涉犯罪事实中，却并未提及“安插亲信”这一项罪名。

这莫非是张春桥在法庭沉默不语的真正缘由？事实上，即便张春桥未发一言，法庭已然自行完成了对他的“辩护”。

在公安部及特别检察厅提起的起诉书中所涉及的事件，我在预审阶段的讨论会上曾明确表示，不宜将张春桥和王洪文作为被告进行起诉定罪。彼时，全国民众对“四人帮”普遍怀有强烈憎恶之情，普遍抱持一种心态，即希望在清算其罪行时，能够尽可能彻底。

作为一位在“文革”时期遭受过不同程度迫害的法官，我与全国人民共享着相同的情感。然而，法律的本质应是公正无私。我们所处理的案件，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案件，它不仅将成为一个政党历史的见证，也将成为伟大民族子孙后代的遗产。正如邓小平同志曾对我们所有参与案件审理的工作人员所强调的，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经受住历史和未来世代的考验。

1974年，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则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人均具备合法的政治地位。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借助中央组织部之力，将干部从上海调至中央任职，并借此机会将亲信安置于国务院、军队及群众团体等部门的部级领导岗位。中央组织部对此表示认可，亦即这些干部是通过正规的组织程序调入中央相关部门的。当然，张春桥和王洪文此举实则是在安插亲信，背后隐藏着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然而，在法律层面，我们无法将此行为定性为篡夺领导权的犯罪活动。在当时，这种行为是合法的，符合组织程序。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讨论，最终在提起诉讼时，我们采纳了这一建议。

显而易见，面对张春桥这类顽固不化的“四人帮”首要分子，法庭依然秉持公正，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想，张春桥本人对此亦应有深刻的认识。

然而，他为何在法庭上缄口不言？谜团揭晓，答案就在此处。

“那时周总理病情严重，我们试图全力‘阻挠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审讯人员进而追问：“在周总理和邓小平被排除在外后，你们打算由谁接任第一副总理并在未来继任总理一职？”

此刻，张春桥谈兴正浓，全然未料到会有此一问，便不假思索地回应道：“他们的意思，是希望我来。”其中的“他们”，不言而喻，指的是“四人帮”的其余三位成员。张春桥这番话一出，负责审讯的人员顿时精神一振。在初步审讯“四人帮”之际，他们刻意将所有问题归咎于毛泽东，仅承认自身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理解上的片面和执行上的失误，以此作为对抗审讯的策略。这导致审讯过程陷入了僵局。关键在于，需要厘清“四人帮”一伙的行为，究竟是出自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他们借毛泽东的威望，暗中施行一套旨在“改朝换代”的私谋。

张春桥不经意间透露的言语，彻底揭示了他们一伙人的真实意图：他们所从事的诸多行为，并非单纯遵循毛泽东的指示，背后实则蕴含着特定的政治动机。

“四人帮”集团之邪恶企图，终得水落石出：图谋篡夺党权，颠覆国家政权。

正是这位素以深谋远虑著称的张春桥，在预审阶段便显露出了其同伙的勃勃野心。由此，预审工作得以打开突破口。狡猾老道的张春桥很快意识到自己此番回答的失当。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自此缄口不言。于是，张春桥的缄默成为了特别法庭审判中一抹引人深思的“奇观”。